企业环境“新常态”：破而后立 实践走在争议前
窥探后续改革的窗口
正因为此，我们看到，43号文本身的影响或许没那么大，但是后面的连锁反应还会有很多，是窥探后续改革的窗口。我们简单推演后包括：
债务拆弹。财政体制改革与事权转移。地方财权上收，公益性事权上收后，地方小政府化，地方企业公私合营，财政体制亦将配套改革。如资源税、环境税、房地产税等都有鲜明区域特色。
条大于块。以部委、央企为代表的条条，将会日益强于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块块，未来央企、地方国企的作用不是要弱化而是要强化。
行政等级缩减。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国家太大造成的，过往多达16级的管理体制是问题核心，现在，行政等级有望缩减到国家、省部直辖市与央企、县市与地方国企、镇、村等五级，这将近乎于汉唐时期，管理效率有望明显提升。
同级半径扩大与简政放权。当然，这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同一级的管理半径太大，难以横向沟通，这就需要：第一，简政放权，把很多市场可以做好的放给市场，仅仅做监管者；第二，成立类似中央的小组制，或者叫参谋长联席会议制，不能只有群策群力但没人负责；第三，要加强群众参政议政，有些地方必须要民众自决，这点可能最难。
省部、县市、村镇智能重新定位。在过去这些年，省一级的职能总体上是在弱化的，因为它财权在上，事权在下，人事权也不够明朗；当省一级直管县之后，且上收市一级发债权之后，省这一级是要做强的，同时弱化市长权力后，部一级向下的通道也应该会打开。同时，县市的权力结构有望下移，走亲民路线，就是要深入到本地村镇；而村镇的权力会集中化，以前多年很多处于废弃状态。
地方企业改革重构。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之后，地方企业的改革应该也会顺承发生，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是地方国企改革的障碍，可以想见，央企也好，地方企业自身跨区兼并合作也好，省部级企业的垂直整合也好，将会提速。
中国经济动力重置。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民众自发(特别是教育进步)、中央推动、地方政府经营三力合一；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后，中央政府在微观项目上的弱化之后，仍然会参与到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项目，如芯片、新能源、航空等。但是这种动力机制会更加安全，不会扩大国家风险，也更适合未来全球化竞争。
中国经济何时才能摆脱政策依赖性
中国当前现实是什么？八十年代改革，一句话就讲完了：30年的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验，走不下去了，必须改。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全社会逐渐意识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搞市场经济，要放开市场，让人们去自然逐利，去进行市场贸易，去发财致富。
现在的问题完全变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现在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缺乏一个良序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主要问题是政府在放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政府控制市场、驾驭市场，而且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的格局。
到底这几年有没有国进民退现象？我说有，且非常严重。当然，国进民退，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的数目这几年增加了，或者说国有部门产出的GPD相对于民营部门增大了，而主要表现为政府从市场发展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的份额急剧增大。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才五千亿元上下，占GDP的份额也才只有12%左右。到2013年，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仅“第一财政收入”就达到12.91万亿元，加上4.1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共17万亿元。这还不算。加上其他政府基金性的收入，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微博）的估计，2013年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全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元左右。这说明，在2013年中国的56.9万亿元GDP中，有38%左右被控制在政府手里。
还有一个往往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现象：中国这些年形成了有一个巨额资产的庞大的中央银行。这些年，中国央行的资产不断膨胀，到2013年，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1.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远远高于美联储、欧盟央行和日本央行。同期，美联储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则约为2.2万亿美元。
央行31.7万亿元的资产，这是个什么概念？用这个数字除以56.9万亿元的GDP，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每一块GDP对应有56分钱的央行资产。这么个数字，再加上国民收入中有2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有一个多大多强的政府啊！
中国政府的21万亿元以上的广义政府收入，加上31.7万亿元的央行资产，政府征税、花钱和央行调整准备金和利率，全不受任何约束和制衡，这才是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超强控制力。再加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差不多都在“经营市场”，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大楼、地产、投资公司、高档宾馆或“培训中心”，乃至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的关系是如此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市场运作，哪是政府功能。
因此，到了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如何放开市场，而是反过来政府的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包括建立起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要有监督制衡，不能任由一个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自己说了算。可以说，现在中国下一步改革核心问题，应该主要不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如何改政府，如何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的问题了。
我们的领导人曾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仔细想一下，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句话应该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比如修改预算法，你修订得再好，画的笼子再美好、再坚实，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大机构来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收税和财政支出，建立预算监督制度的笼子有用吗？从来不是建了一个笼子，老虎就自己进去的。建好笼子，要有看管笼子的机构和人员。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如果中国下一步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那关键就是要从整个改革导向上建立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
责任编辑：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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