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新常态”：破而后立 实践走在争议前

实践走在争议之前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出口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而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更是占到中国GDP的15%左右，并且是经济体中许多其他领域的支柱。横向比较市场规模可以看出，中国在2011年和2012年新修的房子超过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总量。从国内来看，抵押贷款导致过去五六年的信贷激增，并且城镇居民中有90%的人口至少拥有一套房子。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提到了对中国市场的个体创业者的支持态度，这是以往难得一见的，政府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此强烈地寄望于民间个体创业者身上。“中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劳动者近两亿人。如果这么多人哪怕是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体力加脑力，制造加创造，开发出先进技术乃至所谓的颠覆性技术，中国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价值，走上新台阶。” 他甚至提到了“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并说，“试想，13亿人口中有八九亿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都投入创业和创新创造，这将是巨大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这一轮经济改革的方式值得期待。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而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往往变成了“顶层争议”;“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

改革方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伟大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给出百分之百的答案，只能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

总之，这一轮改革是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反复呼吁、长久期待的关键性的全面改革。这一轮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实现2021年“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关乎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如果这一轮改革能如期而至、扎实落实，中国经济在经过一两年相对痛苦之后，将有可能重新回到增速接近甚至超过8%的良好局面。

中观趋势：那些束缚改革的红线

对企业来说，这些“红线”可以视作观察改革和未来市场走势的关键窗口。

如果红线松绑甚至废除，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增强和增长质量的提升，符合改革和转型方向的“新经济”最为受益。而如果红线迟迟不松绑，则意味着经济增长仍拘泥于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改革和转型的进度将相对滞后。

1.经济增速红线：7.5%

如果过于强调增长速度的“红线”，再去持续搞刺激政策，不仅无法重回过去的高增长，反而会妨碍结构调整，让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差。

刺激政策仍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行为。一方面，刺激会延缓市场的自然出清和杠杆去化。而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必须以市场出清、产能去化、债务消化为前提，否则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就会一步步被债务黑洞吞噬，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国有部门为载体，导致金融资源向其倾斜，对私营机构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进“民”退，不利于结构转型。

2.存贷比红线：75%

近年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但存贷比考核分母对应的是一般性存款，并不包括货币基金对应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存款，这导致分母被严重低估，无谓加大了存贷比对信贷投放的限制。

与此同时，存贷比考核制造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放大了金融风险，抬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以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3.耕地红线：18亿亩

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发”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18亿亩红线在旧常态之下有其合理性。但新常态之下，18亿亩红线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满足粮食需求的关键不在于耕地的数量，而在于粮食的数量。2001至2012年间，尽管耕地面积下降了4.75%，中国人口增长6.09%，但由于粮食单产增长了18.39%，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25%，依旧保障了粮食安全。按照原有技术条件计算耕地红线显然不合理。

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阶段，而由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求过高，导致许多可以合理开发的土地无法形成有效供给，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造成了诸如土地财政、强制拆迁、房价畸高等一系列乱象。

4.混合所有制红线：50%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败则取决于能否让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真正平等。这一点在旧常态之下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

新常态之下，对于大部分可以市场化经营的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主导地位，可以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力量。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命脉、适合公有制为主导的垄断性领域，国有资本也没有必要死守50%的绝对控股地位，可以借鉴黄金股等国际经验，保留公有资本一票否决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化力量。

5.汇率波动红线：±2%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量”，即直接进行外汇干预，另一种是“价”，即设定中间价以及围绕中间价的波动区间。汇率波动区间的管理实际上与浮动汇率制的自动调节机制相矛盾，但在中国持续面临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的旧常态之下，限定汇率波动区间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国内流动性被动宽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常态之下，随着双顺差逐步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明显缓解，汇率完全可以在市场决定下实现双向浮动。此外，在当前改革转型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尽量加强独立性，服务于国内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受困于汇率波动的红线而一味对冲外资波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人担心放宽汇率波动区间后可能会引发资本外逃，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而且拥有高外储、高增长、低外债等防火墙，不应因此束缚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手脚。

一个山寨城市的技术创新

未来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再是价格低廉，而是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这让产品从设计到制造的门槛降低，甚至他国无可替代——以深圳为样本，下一个十年，这会不会是互联网之外的另一个爆发点？

推倒“山寨墙”

“华为、腾讯都是上世纪的事情了。”

现在，这群被称为“创客”的年轻人正涌向深圳，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热衷于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实实在在的硬件。“这里能够让他们在一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华强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Ebersweiler去年甚至干脆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

硬件复兴，再次把深圳推到前台。

对这座外向型特征明显的城市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遭遇沉重打击的深圳从此开始思考未来路径，“所有的生产要素，深圳都没有优势，不论是土地、原材料、电还是水，唯一有可能的突破点就是创新。”

2011年，深圳投资推广署成立，即便当时国家推出的产业振兴规划与深圳的产业结构不大匹配，但投资推广署一开始就把高新技术确立为深圳四大支柱型产业之一，同时在六个战略新兴产业中，还设了与之相关的互联网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坦率讲，深圳很多产业都是中国台湾地区带动起来的。但今天的深圳，远非中国台湾地区可以比拟。

投资推广署成立后，深圳的“卖点”被总结为敏捷制造和产业的垂直分工，“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地产业化，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很多公司起初只是通过政府渠道与深圳达成合作，但之后真正的实施过程总是会让它们喜出望外。

当然，深圳非常清楚国际巨头只是看中了这里低廉的制造成本，而深圳对这些巨头公司也并不是没有诉求。接连三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增加本地的研发能力作为转型的核心点，这也成了考核投资推广署的最重要的维度。

2013年，深圳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国际上通常用这个数据来反映当地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创新型经济体的公认标准是2.5%左右。全球数值最高的是以色列，为4.4%，而中国的整体水平是2%。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并没有表现得饥不择食或者瞻前顾后，就像2012年他们在跟三星谈判时，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三星想把它的全球通信设备研究院放在深圳，但投资推广署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已经有华为和中兴了，没必要引来一条狼吃掉自己的孩子”。“几次内部沟通之后，我们才算有了共识。深圳应该是有一个土壤去不断地培育华为这样的公司，而不能像底特律那样让某一个产业彻底绑死这座城市。”跟三星的谈判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也是因为之后的合作超出预期，三星甚至计划把全球三分之一的4G基站制造放在深圳。

对深圳政府来说，大公司进入的结果应该是对质量的把控越来越严格。

责任编辑：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