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新常态”：破而后立 实践走在争议前

从企业角度，解读2014年面对的困境及思路，中国要加快改革，就必须解除对个体、对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

破而后立

前不久，某钢贸企业陷入困境，银行正对其重点监控的时候，老板回福建老家办事，手机没电导致外界一时联系不上，就一两天功夫传其跑路的说法就出来了。于是之前还正常做业务的企业都纷纷找上门要求还钱。最后该钢贸企业竟破产了。老板看没办法应对，索性就真的跑路了。

企业环境“新常态” ：破而后立 实践走在争议前

这是真事。2014年以来，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清算、企业主“跑路”等较大事件，粗略统计就达500余起。如果说一个企业的失败，归结起来原因无非内外两个方面，那么一个群体的困局呢？毫无疑问，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风声鹤唳。

要很好地理解当下中国，必须深刻理解时下传播力很强的一个词——“新常态”。这个词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外界看来，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经济下行、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并且可能还远未见底。

然而与之相对应，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宣称，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究竟是最坏的时代，还是最好的时代？经济学界常说，问同一个经济问题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

迷惘的情绪和自负的情绪都有。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机之中，唯有中国风景独好。而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理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整个社会都在争夺话语权。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舆论场。恐怕十几年后，我们才能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它必须正视的问题。

而最可怕的不是死去，是没有希望地活着。作为这个国家经济成长和绩效最重要的推动力，企业和企业家们同样在新一轮改革中寻求着动力和机遇。

宏观经济：破除中国经济平衡迷雾

一份来自民间的死亡报告

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已处全面停产边缘，实际负债达100亿元以上；四川某钢铁企业陷入困境，负债高达272亿元；浙江、四川、新疆、河南等地近半数担保公司已处歇业状态，广东30多家大中型担保公司因不堪重负而退出融资性担保市场；上半年，浙江仅某地法院受理的金融借款纠纷就达529件，超过去年全年收案总量，涉及银行等金融机构30多家，涉案企业近千家……

类似情况，绝非仅存于江浙一地。随着市场竞争压力加大，企业在宏观政策调整、经营成本提升和自身管理不足等因素的多重挤压下，相继出现了重大经营困难。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国内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贷款利率比发达国家高近2~3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票据直贴利率已达8%~10%，处近年来高位。由于直接融资领域门槛高、渠道狭窄，加之今年来银根紧缩，原本就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更加难以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一些企业不得不倚重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甚至走上高利贷等灰色融资渠道。一些省份高利贷月利率已达5%~8%，个别地方甚至被推高至10%~15%。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让企业走上恶性循环的不归路。

据统计，2014年以来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清算、企业主“跑路”等较大事件就达500余起，这些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既涉及房地产、钢铁、矿产、金融、服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商、传媒、新能源等新兴行业；从企业规模看，既有几十上百人的中小企业，也有年产值上百亿元的民营集团，更有特大央企；从行业分布看，既有如钢铁行业这类重灾区，也涵盖小贷、融资、担保、农牧、房地产等众多行业。从东部发达省份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各行业、企业破产潮、倒闭潮、“跑路”潮已愈演愈烈。

中国经济新常态

以此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已经陷入新的困境，再不改变就老了。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与之相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逐步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而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总之，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

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为，自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很难通过政策刺激来改变它。

实践走在争议之前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出口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而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更是占到中国GDP的15%左右，并且是经济体中许多其他领域的支柱。横向比较市场规模可以看出，中国在2011年和2012年新修的房子超过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总量。从国内来看，抵押贷款导致过去五六年的信贷激增，并且城镇居民中有90%的人口至少拥有一套房子。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提到了对中国市场的个体创业者的支持态度，这是以往难得一见的，政府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此强烈地寄望于民间个体创业者身上。“中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劳动者近两亿人。如果这么多人哪怕是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体力加脑力，制造加创造，开发出先进技术乃至所谓的颠覆性技术，中国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价值，走上新台阶。” 他甚至提到了“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并说，“试想，13亿人口中有八九亿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都投入创业和创新创造，这将是巨大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这一轮经济改革的方式值得期待。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而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往往变成了“顶层争议”;“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

改革方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伟大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给出百分之百的答案，只能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

总之，这一轮改革是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反复呼吁、长久期待的关键性的全面改革。这一轮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实现2021年“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关乎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如果这一轮改革能如期而至、扎实落实，中国经济在经过一两年相对痛苦之后，将有可能重新回到增速接近甚至超过8%的良好局面。

中观趋势：那些束缚改革的红线

对企业来说，这些“红线”可以视作观察改革和未来市场走势的关键窗口。

如果红线松绑甚至废除，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增强和增长质量的提升，符合改革和转型方向的“新经济”最为受益。而如果红线迟迟不松绑，则意味着经济增长仍拘泥于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改革和转型的进度将相对滞后。

1.经济增速红线：7.5%

如果过于强调增长速度的“红线”，再去持续搞刺激政策，不仅无法重回过去的高增长，反而会妨碍结构调整，让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差。

刺激政策仍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行为。一方面，刺激会延缓市场的自然出清和杠杆去化。而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必须以市场出清、产能去化、债务消化为前提，否则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就会一步步被债务黑洞吞噬，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国有部门为载体，导致金融资源向其倾斜，对私营机构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进“民”退，不利于结构转型。

2.存贷比红线：75%

近年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但存贷比考核分母对应的是一般性存款，并不包括货币基金对应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存款，这导致分母被严重低估，无谓加大了存贷比对信贷投放的限制。

与此同时，存贷比考核制造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放大了金融风险，抬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以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3.耕地红线：18亿亩

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发”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18亿亩红线在旧常态之下有其合理性。但新常态之下，18亿亩红线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满足粮食需求的关键不在于耕地的数量，而在于粮食的数量。2001至2012年间，尽管耕地面积下降了4.75%，中国人口增长6.09%，但由于粮食单产增长了18.39%，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25%，依旧保障了粮食安全。按照原有技术条件计算耕地红线显然不合理。

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阶段，而由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求过高，导致许多可以合理开发的土地无法形成有效供给，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造成了诸如土地财政、强制拆迁、房价畸高等一系列乱象。

4.混合所有制红线：50%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败则取决于能否让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真正平等。这一点在旧常态之下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

新常态之下，对于大部分可以市场化经营的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主导地位，可以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力量。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命脉、适合公有制为主导的垄断性领域，国有资本也没有必要死守50%的绝对控股地位，可以借鉴黄金股等国际经验，保留公有资本一票否决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化力量。

5.汇率波动红线：±2%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量”，即直接进行外汇干预，另一种是“价”，即设定中间价以及围绕中间价的波动区间。汇率波动区间的管理实际上与浮动汇率制的自动调节机制相矛盾，但在中国持续面临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的旧常态之下，限定汇率波动区间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国内流动性被动宽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常态之下，随着双顺差逐步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明显缓解，汇率完全可以在市场决定下实现双向浮动。此外，在当前改革转型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尽量加强独立性，服务于国内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受困于汇率波动的红线而一味对冲外资波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人担心放宽汇率波动区间后可能会引发资本外逃，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而且拥有高外储、高增长、低外债等防火墙，不应因此束缚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手脚。

一个山寨城市的技术创新

未来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再是价格低廉，而是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这让产品从设计到制造的门槛降低，甚至他国无可替代——以深圳为样本，下一个十年，这会不会是互联网之外的另一个爆发点？

推倒“山寨墙”

“华为、腾讯都是上世纪的事情了。”

现在，这群被称为“创客”的年轻人正涌向深圳，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热衷于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实实在在的硬件。“这里能够让他们在一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华强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Ebersweiler去年甚至干脆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

硬件复兴，再次把深圳推到前台。

对这座外向型特征明显的城市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遭遇沉重打击的深圳从此开始思考未来路径，“所有的生产要素，深圳都没有优势，不论是土地、原材料、电还是水，唯一有可能的突破点就是创新。”

2011年，深圳投资推广署成立，即便当时国家推出的产业振兴规划与深圳的产业结构不大匹配，但投资推广署一开始就把高新技术确立为深圳四大支柱型产业之一，同时在六个战略新兴产业中，还设了与之相关的互联网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坦率讲，深圳很多产业都是中国台湾地区带动起来的。但今天的深圳，远非中国台湾地区可以比拟。

投资推广署成立后，深圳的“卖点”被总结为敏捷制造和产业的垂直分工，“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地产业化，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很多公司起初只是通过政府渠道与深圳达成合作，但之后真正的实施过程总是会让它们喜出望外。

当然，深圳非常清楚国际巨头只是看中了这里低廉的制造成本，而深圳对这些巨头公司也并不是没有诉求。接连三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增加本地的研发能力作为转型的核心点，这也成了考核投资推广署的最重要的维度。

2013年，深圳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国际上通常用这个数据来反映当地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创新型经济体的公认标准是2.5%左右。全球数值最高的是以色列，为4.4%，而中国的整体水平是2%。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并没有表现得饥不择食或者瞻前顾后，就像2012年他们在跟三星谈判时，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三星想把它的全球通信设备研究院放在深圳，但投资推广署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已经有华为和中兴了，没必要引来一条狼吃掉自己的孩子”。“几次内部沟通之后，我们才算有了共识。深圳应该是有一个土壤去不断地培育华为这样的公司，而不能像底特律那样让某一个产业彻底绑死这座城市。”跟三星的谈判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也是因为之后的合作超出预期，三星甚至计划把全球三分之一的4G基站制造放在深圳。

对深圳政府来说，大公司进入的结果应该是对质量的把控越来越严格。

创客中心

推倒山寨墙，扶持大公司，到现在，深圳的这条产业链已经发生了质变。

像亿道这样的公司在深圳成千上万，他们之前的生存之道就是拼价格。而现在，在大公司的扶植下，更加重要的目标反而是研发能力。亿道会基于一个芯片制作几十款模具，不同的尺寸和样式，“我们要保证客户的差异化。”

深圳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工模”模式，这是中国台湾地区从未产生过的制造模式。深圳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它们会先把自己的业务模块化和流程化，然后再自发地去横向和其他环节的厂商对接，而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有一个厂商去主导。联发科曾经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风暴”已经把市场教育好了，它们已经习惯于找到一种“TurnKey（交钥匙）”式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业内认为比中国台湾地区进步的地方，那里的产业链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互动，触摸屏的厂商根本不可能知道显示屏厂商的新技术。“而在深圳，你在A厂商看到的产品，没过几天，B厂商就会有了。”这与当年硅谷的开放精神如出一辙，它保证了一个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

这也注定了深圳不会诞生像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因为“工模”就意味着这条生态链必须保持足够的市场敏感度以及灵活度。深圳的制造企业都不大，但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操控整条产业链，只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和产品出现，很快就可以组织起一条生产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圳已经告别了大宗标准品的那种落后的制造方式。

今年的IFA展（德国柏林电子消费展）专门设立了一个深圳馆，即便如此，稀缺的摊位还是供不应求，来自深圳的厂商遍布其他的展馆。他们的产品不再千篇一律，几家智能手表厂商都打出了“好过三星Gear”的标语，但有的强于设计，有的则在软件上花了心思。一家做蓝牙音箱的厂商还专门根据自己的产品设计了一个置物架，以此来增强音质。

好莱坞式生态

潘浩也是这两年才发现深圳的创客环境突然好起来了，“这里就像好莱坞，既有大制片厂占据主流市场，也有拍摄文艺片的小制作公司满足小众市场的需求，同时为大片提供灵感。这几年大厂商的进入让深圳的基础好多了。”

他专门组织Seeed Studio制作了一张“创客华强北地图”，清楚地标明各种元器件的热门销售网点，比如在赛格大厦的哪个商铺可以买到山寨版的Arduino电路板。华强北藏着太多这样不起眼的小商铺，兴许它的背后就是一个开足马力的元器件厂商，尤其是对于国外的创业者来说，这往往是他们成为深圳创客的第一节课。

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在SeeedStudio实在太容易了。他们有两拨人，一拨是工程师，知道怎样去实现不同客户的需求，另一拨是设计师，知道还有哪些潜在的需求。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工厂——敏捷制造中心，它的订单正是来自于创客们小批量生产的智能硬件。

潘浩会把这些小东西介绍给美国最著名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和Indiegogo去销售。实际上，硅谷早就不在意这些智能硬件来自于何处，甚至他们会主动地向深圳输送璞玉。一些硅谷的冒险家充当着掮客的角色，一旦某个项目上了Kickstarter，并且效果不错，他们就会去联系创业者，询问是否需要深圳的工厂做代工。

Haxlr8r之所以来到深圳，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疯狂”。SeeedStudio的创始人兼CEO Cyril Ebersweiler告诉记者，“在这里，制作一个新的电路板只需要几天，而不是几周，他们还会不断地免费帮客户设计模板，直到满意为止。”

投资推广署并没有过多地干涉这群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思考围绕着如何去搭建配套工程。“我们在研究伦敦，看它如何去建立起一个金融中心，而深圳未来会是一个创新中心，这个链条要长得多。”

如今，他们正在推进所谓的“直通车”，“所有跟深圳能联系起来的资源，我们都要加进去。”硅谷、以色列、法国、德国、日韩，甚至包括北京和上海，他们最新的成果是用龙岗区天安云谷的1万平方米产业园区在硅谷置换了同样大小的面积，这还包括共享双方的技术、资金、供应链、销售渠道等资源。

他们要把这座以山寨制造著称的城市从纯粹的制造业中解脱出来，而新硬件的复兴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深圳重新去定义全球生态链的机会。

国企=影子银行？——一个钢贸行业人士的自述

中国国有企业如能通过改革逐步改造为一系列类似于由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或者韩国国家投资公司等投资基金持股的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长期持有相关投资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这才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帮别人出资，又要选钢材呢？第一，这玩意交易资金量大，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也大，而资金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优势，我们不缺钱；第二钢材好保质，好保量。不像别的商品比如蔬菜大豆等又分季节性，又不好保存，还容易变量。钢材可以说是目前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保质产品。第三呢钢材这玩意也易存放，好监管。等等吧，所以啊，所以选择钢材非常的合适。我们给市场出资，交易资金量大，销售额也高，收益呢也非常稳定，只要风险可控，应该说是非常好的项目……”

以上是某国企内部会议的某领导同志的发言。

好吧，上面的话就是我说的。归纳得不全面干练，但我相信代表了一大部分进入钢贸行业的国企的心态。

说到根源，一开始涉足这个行业的国企倒也不是完全凭着钱多。一些大央企由于业务的拓展，自身的建设就需要很多材料供应，于是便专门成立物资供应公司来负责集团的采购，时间一长钢材便慢慢被筛选出来了。再加之钢贸商的迎合，于是带动更多国企进入。

目前市场上的国企参与的操作大概有以下几类：

为钢贸商或钢厂出资，定期收益；

自己不出资，只在中间做监管，收取一定费用；

不出资，只是参与其中，相当于变相为交易提供担保；

建仓库（一般和别的方式共同进行）；

自购钢材销售。

实际演变到最后，最常见的是国企凭借着自身的信用和招牌，拿着银行的钱，以货物销售的名义，为下游企业进行融资，自己从中赚取差价。

当然，我也不会撇清钢贸企业。对钢贸企业来说，银行前期放款慢，后期放货慢，迫切需要更专业、效率更快的出资方来做这个事。放眼当今中国，除了银行最有钱，还有谁?

那当然就只有大型国企了。银行慢那是因为银行还有其他业务。而国企呢，发现这个赚钱就可以单独划一个部门甚至再成立个分公司专门做，相当于影子银行。

以左图为例，举例来说一般的操作模式，钢贸商A和B是一家；

“国企2”为核心，他是出资方。但是为了方便出款，以及将来在账务上体现交易对手是国企，所以他需要让钢贸商再找一家国企做为对手来交易。这里面有风险怎么办？没事，国企1敢做，我为什么不敢做；

“国企1”相当于在这里拿自己的招牌，做了个类似担保的业务。从自身来说，我收到钱了留下利润，余下付给上家，货我收到了再付给下家，至于别的我不参与。不花钱，能挣钱何乐而不为。有风险怎么办？没事，国企2钱都敢出，我一分不损失，为什么不敢做；

“国企3”通常在这里不与主线发生业务，但一般是国企2会支付一定的费用，我的货你得给我看好了，丢了你得赔。

仓库：有时候就是国企3自己的，有时候也会是钢贸商A的（别人不知道）；

钢厂：这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角色了，可能前一两笔真去买点货，好让后面的国企3有活干，去监管。但是后期钢贸商根本不把钱拿去买货。

知道了怎么办？

国企1知道了，关我屁事，我只是过一笔账；

国企2知道了，问下怎么回事吧，真要是没货我也不怕，到时候找国企1要就好了，他们跑不掉的；

出事了怎么办？

国企2：国企1你还钱，要么你还货给我！

国企1：滚，你们谈好的项目，钱我没花一分，找我要毛。A给我货，我就给你货，A还我钱，我也会还你钱。

如果左图再加上担保公司，再加上联保互保公司参与，哪怕就是一单出事还不上款了，最后连带倒霉的就好多家。这时候所谓创新的联保互保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链条毒药了。

或者货是有，但同时又被钢贸商再压给银行或是别的国企，再其中加上担保公司，扯上仓库……你说这事怎么处理？这锅粥糊透了，大家还得硬着头皮等着吃不肯散去，也不能散去……

一直在说国企干好了是奇迹，干不好是常态，这话虽有偏颇，但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以上叙述是将多家国企经历融合一起，各位权且当作是故事来看，切勿对号入座。

自贸区的金融期待

以开放促改革，始终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路线图。金融改革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它是辅助性的；但是它的改革远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成了所有改革的短板，所以对短板的改革，哪怕只是一小步，都吸足了市场眼球。

在评价自贸区改革成效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去年自贸区成立之前所提出的改革蓝图。概括而言，上海自贸区改革主要基于以下六大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关于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放松对大服务业的管制;在发展在岸贸易、转口贸易的基础上拓展期货贸易、离岸贸易;尝试金融放开和创新;探索实行适应国际竞争环境下的新法律法规，同时实现政府在竞争中的中立。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贸易自由化，而是以建立开放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尝试，也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的改革开放2.0版本。

经过了一年的建设，的确可以看到自贸区在每一个大方向上的改革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当然，改革的进度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经表示上海自贸区有两项最重要的改革：其一是试点对外商投资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其二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创新。负面清单虽然已在上海自贸区试行了两个版本，但套用美国商务部长的评论，就是负面清单的改革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但是目前的版本（2014版）仍不足以达到中美BIT谈判的条件。究其原因，其一，众所周知，中国负面清单相较于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而言，仍然存在涵盖面过大、分类定义不清晰等问题。并且，除了内涵问题外，中国的负面清单还存在严重的外延问题。负面清单含义是凡是外商的投资没有触及清单条款的，将被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被作为二等公民看待，享受不到许多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经营许可等方面的诸多优惠，也就是中国连自己的国民待遇问题还未充分解决，又如何保证外资的国民待遇?所以其实在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谈判中，与负面清单同时提出的还有“竞争中立”这一要求，也就是政府必须消除对国有企业的倾斜性政策，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上海自贸区建设时也强调要形成国资、民资和外资在一条起跑线公平竞争的局面。

相较于负面清单，金融改革的争议更多。一边是媒体、业界乐此不疲地聚焦自贸区金融改革，一边是中国央行上海总部(自贸区金改的主要领导者)强调金改只是一众改革中的辅助项目，并非重点;一边是自贸区业者普遍反映金改已落地的政策低于预期，但是另一边自贸区金融类企业的注册和投资非常踊跃。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只是对一个事实的最生动反映：金融改革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它是辅助性的;但是它的改革远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成了所有改革的短板，所以对短板的改革，哪怕只是一小步，都吸足了市场眼球。

对于既是综合性、又处于“深水区”的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而且它仅仅运行了一年，目前很难能给予一个令人信服的总体评价。但是投资都是建立于对未来收益的期望，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出发。任何国家的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而阻力通常来自两大方面：一是利益集团(包括行政阻力)，二是潜在风险。前者更加主观，但是对改革的阻力不容小觑;后者相对客观，需要谨慎对待。纵观这一年的上海自贸区改革，走得快的，如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型法律制度建设等，主要体现在对主观阻力的突破上;而比较缓慢的，如金融改革，则可主要归因于客观风险的钳制。所以可以认为各项改革的快慢不一，正是自贸区改革对于主客观阻力的不同克服方式的反映：对主观阻力的坚定排除，对于客观阻力小心应对。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6年。回顾这36年，中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就几乎都是在开放的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因此，自贸区虽然看起来像是一次单方面的对外开放，但开放绝不应成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推进改革的手段。倒逼的目的对于自贸区管理者而言应该是创造出适应国际开放环境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中央政府而言是如何克服阻力，复制和推广这种创新型体制;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是能否适应在职能部门竞争中立情况下的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而言则是是否能在更加国际化、法制化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今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鼓励自贸区改革要“大胆尝试”，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上海自贸区“大有未来”。当前中国改革主要设计师们的态度，正是市场对于上海自贸区改革的最大期望。

市长经济终结者

这种动力机制会更加安全，不会扩大国家风险，也更适合未来全球化竞争。一言以蔽之，这或许是一次面向未来30年的制度改革。

2014年9月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简称“43号文”)出台，堪称振聋发聩。不仅仅因为它要解决沉疴已久，但是历史价值不可低估的地方债问题，还因为，这或将很大程度上改变影响中国数十年的“市长经济”。

谁家的孩子谁家抱

明面上，43号文，首要目标是治理地方债。

这份名为《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清理处置办法(征求意见稿)》据说已于日前下发至地方财政部门。《办法》规定：截至2014年底的存量债务余额应在2015年1月5日前上报；将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统筹财政资金优先偿还到期债务；2016年起只能通过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政府债务。

其中比较关键的几个点包括：

锁定存量，堰塞湖不能扩大。锁定后的政府债务及或有债务存量债务余额只减不增，除正常清偿外，债务数据不得调整。

纳入预算管理，财务公开。地方各级政府要将锁定后的政府债务及或有债务情况及时向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并按照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锁定债务余额后，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债务单位要将政府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拟定偿债顺序，近乎于为地方政府资金建立财务制度。按照规定，一般公共预算可偿债财力不足以偿还到期一般债务的，可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偿还；政府性基金预算可偿债财力不足以偿还到期专项债务的，可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偿债——这等于要提前把地方政府各项收入纳入企业一样的财务制度。

分类管理，不兜底。对于公益性(如棚改区)、商业性做了比较彻底的划分，城投债一分为二，商业性的必然要引入BOT、PPP等方式处理——但是，也意味着如果没私营企业参与就必须压缩相关投入，这样才更能接近市场定价。

一言以蔽之，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谁家孩子谁抱，18万亿元地方债已经摆上案板等待处置了。

被削权的市长们

不过，弦外之音往往比字面意思更为重要，43号文还暗含了什么？

第一，市长们被削权了。过去很多市长也做市场，房地产与卖地收入是第一大资金来源，城投债、地方融资平台是关键经营平台。客观讲，这种市级竞争机制促进各地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基建上大干快上，对经济发展起了不小的正面促进作用。

但是，随着大、中、小城市基本建设趋于尾声，各大行业趋于产能过剩，生产力红利日趋减少，未来的发展主要要靠产业升级、科技创富，这是前期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方式所不能解决的，市长们也无能为力；同时，越来越高的地方债务带来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大，卖地收入难以为继，市长们为了创造GDP而继续加大资本投入必将导致债务风险爆炸。

当市长搞经济弊大于利的时候，其历史使命必将走向终结。

第二，地方政府“三元化”裂变。过去地方政府的职能可以看作是三个组成部分，部分管理与服务职能，主要是经典的行政职能，如公安、社保，也就是“小政府”；部分事业单位职能，如教育、医疗，也就是中政府；还有部分大政府，如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未来的裂变方向是这三种身份分裂，完善小政府相关职能，事业单位部分企业化、部分政府化，而大政府的职能尽量都市场化。

这种身份的变化影响至深，难度极大。因为，中央和地方向来是竞合关系。

大、中、小政府的职能要划分清晰，是为了科学管理；同时，也必须提升相关官员、国企高管的薪资待遇，并建立类似欧美的“旋转门”——反腐在先，制度化其次，最后就是等效的激励措施。

但是，仅就地方行政长官来说，其权利被削除之大，也可能是中国自秦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考虑到纪委将有上一级派驻，其权利所剩更少)。最终，市一级政府将形成行政权(市长)、地方国有企业CEO(含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新型PPP混合所有制企业)、地方纪委法院、地方国资委(或由省一级管理)等近乎并立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与省、部、央企结构类似，是一种更为现代化的结构。

第三，中央政府收权，或对应发放数万亿元特别国债、基金。自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已经对财权部分上收，跑部钱进、区域调剂皆需以此为基础；但是，接下来，地方政府失去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大权，土地出让收入又减少了(相对与经济增速，未必是绝对值)，自然应该管理的事情也不能那么多了——削权与减事要结合。

所以可以看到，近期围绕棚户区建设，以国家信用为之背书，这等于把地方债务、权责一起移交中央，是为乾坤大挪移(所谓公益性支出)；同时，未来教育、医疗等各项支出亦将不同程度由中央垂直管理与地方管理结合(所谓事业型支出)；而社保、环保等可能与当地税收更直接的挂钩，市长由“投资发展城市”变为“运营服务城市”，市长经济体制不复成为主流。

同时，目前诸多存量债务仅靠地方政府也不可能自己消化完成，势必需要做统一的制度安排。中央对其中具有公益性的、将来属于中央的债务进行彻底剥离，发行特别国债打包处理，以中央信用偿还可能是最佳选择；而对于那些明确应属于地方属性的，部分通过地方AMC处理掉，部分将来由省一级政府统筹，量力而为。

究其根本就是诸多县市长对于发展经济已经没有太大助力(直辖市、单列市等情况有所不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窥探后续改革的窗口

正因为此，我们看到，43号文本身的影响或许没那么大，但是后面的连锁反应还会有很多，是窥探后续改革的窗口。我们简单推演后包括：

债务拆弹。财政体制改革与事权转移。地方财权上收，公益性事权上收后，地方小政府化，地方企业公私合营，财政体制亦将配套改革。如资源税、环境税、房地产税等都有鲜明区域特色。

条大于块。以部委、央企为代表的条条，将会日益强于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块块，未来央企、地方国企的作用不是要弱化而是要强化。

行政等级缩减。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国家太大造成的，过往多达16级的管理体制是问题核心，现在，行政等级有望缩减到国家、省部直辖市与央企、县市与地方国企、镇、村等五级，这将近乎于汉唐时期，管理效率有望明显提升。

同级半径扩大与简政放权。当然，这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同一级的管理半径太大，难以横向沟通，这就需要：第一，简政放权，把很多市场可以做好的放给市场，仅仅做监管者；第二，成立类似中央的小组制，或者叫参谋长联席会议制，不能只有群策群力但没人负责；第三，要加强群众参政议政，有些地方必须要民众自决，这点可能最难。

省部、县市、村镇智能重新定位。在过去这些年，省一级的职能总体上是在弱化的，因为它财权在上，事权在下，人事权也不够明朗；当省一级直管县之后，且上收市一级发债权之后，省这一级是要做强的，同时弱化市长权力后，部一级向下的通道也应该会打开。同时，县市的权力结构有望下移，走亲民路线，就是要深入到本地村镇；而村镇的权力会集中化，以前多年很多处于废弃状态。

地方企业改革重构。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之后，地方企业的改革应该也会顺承发生，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是地方国企改革的障碍，可以想见，央企也好，地方企业自身跨区兼并合作也好，省部级企业的垂直整合也好，将会提速。

中国经济动力重置。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民众自发(特别是教育进步)、中央推动、地方政府经营三力合一；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后，中央政府在微观项目上的弱化之后，仍然会参与到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项目，如芯片、新能源、航空等。但是这种动力机制会更加安全，不会扩大国家风险，也更适合未来全球化竞争。

中国经济何时才能摆脱政策依赖性

中国当前现实是什么？八十年代改革，一句话就讲完了：30年的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验，走不下去了，必须改。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全社会逐渐意识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搞市场经济，要放开市场，让人们去自然逐利，去进行市场贸易，去发财致富。

现在的问题完全变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现在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缺乏一个良序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主要问题是政府在放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政府控制市场、驾驭市场，而且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的格局。

到底这几年有没有国进民退现象？我说有，且非常严重。当然，国进民退，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的数目这几年增加了，或者说国有部门产出的GPD相对于民营部门增大了，而主要表现为政府从市场发展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的份额急剧增大。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才五千亿元上下，占GDP的份额也才只有12%左右。到2013年，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仅“第一财政收入”就达到12.91万亿元，加上4.1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共17万亿元。这还不算。加上其他政府基金性的收入，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微博）的估计，2013年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全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元左右。这说明，在2013年中国的56.9万亿元GDP中，有38%左右被控制在政府手里。

还有一个往往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现象：中国这些年形成了有一个巨额资产的庞大的中央银行。这些年，中国央行的资产不断膨胀，到2013年，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1.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远远高于美联储、欧盟央行和日本央行。同期，美联储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则约为2.2万亿美元。

央行31.7万亿元的资产，这是个什么概念？用这个数字除以56.9万亿元的GDP，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每一块GDP对应有56分钱的央行资产。这么个数字，再加上国民收入中有2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有一个多大多强的政府啊！

中国政府的21万亿元以上的广义政府收入，加上31.7万亿元的央行资产，政府征税、花钱和央行调整准备金和利率，全不受任何约束和制衡，这才是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超强控制力。再加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差不多都在“经营市场”，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大楼、地产、投资公司、高档宾馆或“培训中心”，乃至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的关系是如此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市场运作，哪是政府功能。

因此，到了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如何放开市场，而是反过来政府的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包括建立起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要有监督制衡，不能任由一个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自己说了算。可以说，现在中国下一步改革核心问题，应该主要不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如何改政府，如何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的问题了。

我们的领导人曾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仔细想一下，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句话应该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比如修改预算法，你修订得再好，画的笼子再美好、再坚实，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大机构来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收税和财政支出，建立预算监督制度的笼子有用吗？从来不是建了一个笼子，老虎就自己进去的。建好笼子，要有看管笼子的机构和人员。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如果中国下一步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那关键就是要从整个改革导向上建立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

责任编辑：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