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新常态”：破而后立 实践走在争议前

从企业角度，解读2014年面对的困境及思路，中国要加快改革，就必须解除对个体、对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

破而后立

前不久，某钢贸企业陷入困境，银行正对其重点监控的时候，老板回福建老家办事，手机没电导致外界一时联系不上，就一两天功夫传其跑路的说法就出来了。于是之前还正常做业务的企业都纷纷找上门要求还钱。最后该钢贸企业竟破产了。老板看没办法应对，索性就真的跑路了。

企业环境“新常态” ：破而后立 实践走在争议前

这是真事。2014年以来，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清算、企业主“跑路”等较大事件，粗略统计就达500余起。如果说一个企业的失败，归结起来原因无非内外两个方面，那么一个群体的困局呢？毫无疑问，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风声鹤唳。

要很好地理解当下中国，必须深刻理解时下传播力很强的一个词——“新常态”。这个词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外界看来，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经济下行、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并且可能还远未见底。

然而与之相对应，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宣称，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究竟是最坏的时代，还是最好的时代？经济学界常说，问同一个经济问题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

迷惘的情绪和自负的情绪都有。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机之中，唯有中国风景独好。而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理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整个社会都在争夺话语权。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舆论场。恐怕十几年后，我们才能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它必须正视的问题。

而最可怕的不是死去，是没有希望地活着。作为这个国家经济成长和绩效最重要的推动力，企业和企业家们同样在新一轮改革中寻求着动力和机遇。

宏观经济：破除中国经济平衡迷雾

一份来自民间的死亡报告

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已处全面停产边缘，实际负债达100亿元以上；四川某钢铁企业陷入困境，负债高达272亿元；浙江、四川、新疆、河南等地近半数担保公司已处歇业状态，广东30多家大中型担保公司因不堪重负而退出融资性担保市场；上半年，浙江仅某地法院受理的金融借款纠纷就达529件，超过去年全年收案总量，涉及银行等金融机构30多家，涉案企业近千家……

类似情况，绝非仅存于江浙一地。随着市场竞争压力加大，企业在宏观政策调整、经营成本提升和自身管理不足等因素的多重挤压下，相继出现了重大经营困难。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国内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贷款利率比发达国家高近2~3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票据直贴利率已达8%~10%，处近年来高位。由于直接融资领域门槛高、渠道狭窄，加之今年来银根紧缩，原本就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更加难以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一些企业不得不倚重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甚至走上高利贷等灰色融资渠道。一些省份高利贷月利率已达5%~8%，个别地方甚至被推高至10%~15%。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让企业走上恶性循环的不归路。

据统计，2014年以来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清算、企业主“跑路”等较大事件就达500余起，这些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既涉及房地产、钢铁、矿产、金融、服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商、传媒、新能源等新兴行业；从企业规模看，既有几十上百人的中小企业，也有年产值上百亿元的民营集团，更有特大央企；从行业分布看，既有如钢铁行业这类重灾区，也涵盖小贷、融资、担保、农牧、房地产等众多行业。从东部发达省份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各行业、企业破产潮、倒闭潮、“跑路”潮已愈演愈烈。

中国经济新常态

以此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已经陷入新的困境，再不改变就老了。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与之相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逐步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而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总之，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

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为，自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很难通过政策刺激来改变它。

责任编辑：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