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长苗圩谈产能过剩：不再新增产能项目

中央意愿与地方保护

在“4万亿”之后，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是工信部现在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在这一问题上，工信部要面对的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和中央不同，地方上总倾向于上项目，而不愿意关项目，压产能对于曾以GDP为主要政绩指标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从去年到今年的两次专访，苗圩反复表达了希望通过市场机制和办法化解产能过剩的基本思路，比如更多用环保、技术和信贷的手段来淘汰落后产能，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式的办法来压。

苗圩坦陈，很多项目本来就是地方违规批的，现在压缩也需要地方和中央朝着既定方向一起努力。问题是：如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工信部提出的办法是在严禁新增产能的前提下，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建设项目，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即先淘汰、压缩落后产能，腾出来的产能指标，按照等量或者减量的原则，新上一些高水平的产能。此外，在省和省之间，探索建立过剩产能的交易制度。

苗圩举例说，有的省具备发展钢铁的条件，但没有那么多落后产能需要压缩；河北省是要净压缩的，河北省压缩的产能就可以卖给那些还需要上项目的省、自治区，换成钱来安置职工、产业转型等。置换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这就是给出路。”苗圩说。

在谈及政府是否做好了承担压缩产能会产生的一系列代价，比如信贷风险、员工不满时，苗圩表示，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政府不应对破产企业及其债务兜底。然而，由于地方的惯性，现实未必如此。

在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出席并发表讲话。在问答环节，一家大型水泥公司的老总率先发问，用等量或减量置换的方式淘汰产能，是否又给一些企业新增产能留了口子？

苏波表示，产能过剩有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前者如光伏和汽车产业，产能是成长性的，过剩存在周期性，因而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被消化；对于包括水泥和发电设备等在内的绝对过剩，苏波表示，产能的等量替换是“过渡性的措施，不是永久性的措施”，“最终还要靠市场去调整”。

但在当下，中国事实上无法单纯依靠市场来调整产能过剩。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马力强就提出，现在企业活动的诸多方面，如土地、项目审批、环境等，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仍然很大，因此是否还要考虑政府和市场手段的结合？苏波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新能源汽车上，工信部面临着与化解产能过剩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类似的困难——地方保护。苗圩支持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但并不偏向电动车路线。对于所谓电动车“弯道超车”的说法，也有清醒意识。早在2009年，他就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承认，中国的新能源车与国外还有很大距离，批评有些企业“炒过头了”。

中国对新能源汽车执行中央和地方双补贴制度，但很多地方对于外地企业生产的新能源车设置了种种技术壁垒，不提供上牌的便利和地方补贴，这些地方保护将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分割成一个个的堡垒。为此，苗圩曾多次游说地方官员，称地方保护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放进几条“鲶鱼”，对市场反而是一种促进。工信部也尝试让一些开放的试点城市介绍经验，号召各地学习。这些举措在强大的地方保护动力面前，至今效果不彰。

中央确有改革的决心和冲破地方封锁与保护的意愿，但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地方官员的实际操作？从工信部的实践看，改革不易为，中国要最终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然任重道远。

工信部从何改起

“今年重点是推一些认识上大家比较一致的改革”

财新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工信部准备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

苗圩：这个问题太大了。三中全会的改革一共是300多项。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涉及工信部的改革任务主要还是在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

我们也在研究整个改革到底怎么做，今年从哪些方面入手。因为三中全会的改革划到2020年时间段，得分期、分阶段陆续展开，今年重点是推一些认识上大家比较一致的改革。

还得考虑一个因素。有些改革是长期利好，但会影响当前经济的增长。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还得考虑到这个因素，不能不顾一切地推出去，推出去以后当期受不了，有可能长远也坚持不了。

还有些改革，认识还不完全一致，需要从调查研究、试点开始入手，分不同的情况、分时间、有序地、渐次地往前一点点推进。

当然，尽管有一些改革现在认识还不一致、或者现在不具备推出的条件，但是符合总体的改革目标，也不能都往后拖。

所有改革——不管是今年要完成的、今年要推出的、还是今年要试点的，总体都得有一个通盘考虑。

财新记者：短期内工信部的改革措施会有哪些？

苗圩：我们认识比较一致的改革措施，今年有这么几个。第一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加快自身改革。工信部在中央国家机关里头是审批事项比较多的，大概在前十位。

去年以来，工信部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全部行政审批事项的30%。

我们也确定到今年年底前，部里的行政审批项目将再取消或下放一批，把一些管不了、管不好、本来就不该管的事情放出去，或者取消、或者下放，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这是第一。

第二是研究在新时期，如何做好政府宏观管理工作。比如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政府管理要管战略、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从原来的重审批、轻监管更多地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这些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但还不够。未来我们会着重加强电信、无线电、烟草、稀土、民爆等领域的市场监管，着力提高互联网行业管理水平。

再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对工信部来说，一个是国防军工、一个是电信。国防军工主要是我们部里面国防科工局来负责；电信是对民营企业开放，部里直接负责。

去年年底我们分两批发了19张移动转售业务牌照，社会反响非常好，认为这是对民营企业开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申请很多，最近还要再发一批。

电信业开放我们还定了一条，就是宽带接入网对民营企业开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上海自贸区开放。上海自贸区在电信业务方面有七个方面我们都承诺对外资开放，也希望以开放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