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万壑挡不住中国经济改革的雄心 ——热烈庆祝建国69周年

战略基点三，今天不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不论是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还是从金融业等业态变化的角度看，不论是从企业的技术创新还是从企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创新的发展看，都面临着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快速发展大潮的冲击，市场与经济的风云也在变幻万千。

在当前经济、产业不断快速变化、变革发展的新经济时代，在宏观上，要审时度势，高度关注互联网、大数据对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方法学带来的变化与影响，高度关注互联网经济对全球和中国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业态带来的巨大挑战，从而以更好应对这场新经济带来的企业形态、产业业态、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方式及上层建筑的变化、变革与革命。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新经济价值观，重新审视与深刻认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以及对国家、经济、产业、企业发展各个层面的战略意义，并结合中国国情及产业、企业的基础，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中国未来经济的战略大计与路线图。因此，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新产业价值观，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研究、发展出中国自己的产业发展方法学，要重新认识、研究、界定产业的业态，通过对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不断调整、创新，以及“+互联网”与“互联网+”两种新产业发展模式的并行推动，以改变我国现有的支持相对独立的单一产业业态发展的生产方式与管理体制，鼓励企业发展覆盖制造业、服务业、核心芯片业、基础软件业、应用软件业、工业软件业、互联网业、金融投资业等多维的新产业业态，即大力发展以经营多维产业业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产业，未来要更多地依靠这些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创新能力的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企业去执行一些国家计划下确定的大目标、大任务、大创新。为此，中央及各级政府要与企业家、创新实践者、经济学者等保持高度的协同，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变革，通过不断探索来改进、改革阻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法律、规章、制度、政策、环境等。在互联网、大数据经济下，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的管理会变得越来越产业融合化、高度扁平化、高效化、低成本化、标准化、互联网化、大数据化、精确化、科学化，而互联网、大数据经济又同时拥有高度市场经济与高度计划经济的特征与属性，是计划与市场的高度辩证统一体，因此，我国经济的管理要实现市场与计划的高度辩证统一，该管的要管，该放的要放，该协调的要协调，该竞争的要竞争，该改革的要改革。通过艰苦努力、改革创新及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推动与发展，来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供给侧的改革，从而实现经济、产业、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在当今基于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企业不断快速发展、变革的时代，在微观上，要实现企业、产业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根本转变，来快速响应和灵活实现市场与客户对个性化服务、定制化批量生产、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更高需求，大力推进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产业、企业的深度融合，从而推进产业、企业从技术创新走向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最终形成产业、企业面向服务发展的新生态。

要借鉴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做法与实践，制定新的经济、产业政策，加快开放传统处于单一业态发展方式的各产业、行业，通过“互联网+”的实施与推动，鼓励互联网企业不断进入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的市场，让其发展成为以经营多维产业业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工业互联网企业，用新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来改革和创新实体经济与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来大幅提高经济、产业、企业的质量与效率与大幅降低经济、产业、企业和社会的成本，最终提高中国经济、产业、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要借鉴德国工业4.0的做法与实践，鼓励和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与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的实施，让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的龙头企业也发展成为以经营多维产业业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工业互联网企业，通过对原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的改革、创新，来大幅提高产业、企业的质量与效率与大幅降低产业、企业的成本，最终实现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为此，中国的国有龙头企业应该考虑“裂解”策略，其大量的生产、加工车间、服务机构等应该逐步从“母体”中脱胎出来，形成与“母体”相互参股、合作等多种形式的高度专业化且面向全行业、全球服务的独立企业，也就是将绝大部分的加工、制造工作和低价值服务，即非核心的技术与业务逐步交给社会化、专业化的广大中小企业来做，通过分利来大幅提高企业的效率、降低企业的成本及分担巨额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从而实现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方式、新模式。国有龙头企业自身则要关注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关注高端制造业，关注产业标准、数字标准的建立，关注互联网、软件、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业务、发展模式变革的深度融合和以自身为核心的产业技术体系及基于全球、全国优势资源配置的产业供应链、服务链，并与专业化的广大“重资产”中小企业形成新的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圈，从而逐渐转型为本行业、本产业的高端制造企业、核心技术企业、标准企业、软件企业、大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咨询服务企业、金融服务企业、管理企业，即转型升级为以追求本行业、本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工业互联网企业，并始终处于本产业价值链的上端，实现产业价值观的转变，从而以跟上互联网经济新生产方式、新产业模式的步伐。

简而言之，面临全球互联网、大数据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如今中国经济、产业、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在于态度、决心与行动。中国经济、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及供给侧的改革，以及实现经济、产业、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与由大转强的梦想，在此一战！

基于上述对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发展和经济、产业价值观变革的再认识，如果以上三个标定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对每一个战略基点取其长，避其短，也就是说在中国未来经济中，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性地充分发挥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中的优势要素，尽可能地处理好它们的劣势与弊端，通过我们自己的经济改革与实践，从而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最终创造性地形成一种基于上述三种经济形态优势要素融合发展的经济体制、结构与发展模式。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那么这一思想和战略未来就会引导中国的经济、产业、企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防而有序，我们的国家就将会走向强大。笔者将这一经济思想与战略大胆地定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e立方理论。其“e”字来自于英文economy（经济）的第一个字母，而“立方”二字是表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三者优势要素的乘积，或者取“e立方”的中文谐音，称这一经济理论为“亿立方”理论，隐喻中国的经济未来财源滚滚而来。

为了实施好“e立方经济”的宏伟战略，跟上和引领全球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大潮，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和准备。

其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法律环境的调整与改革。需要制定与“e立方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法律规定和制度，通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创造有利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改变、改革的法律环境。

其二，上层建筑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由于有了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撑，未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将会是高度扁平化、可管理化的关系。换句话说，未来中央和国家的行政管理可以大幅压缩地方政府的中间层次，因此需要树立一个“强”计划的中央政府与可靠、坚实的基层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与体制，从而大幅压缩国家的行政管理成本与大幅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实现更加透明化、数据化、科学化的宏观管理与服务。为此，未来需要国家建设高度统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标准、数字标准”这一宏大工程。在此基础上，基于高速宽带网络，各行政管理部门，跨各省、市、县、乡、村，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在全国各地建设统一的纵向、横向相结合矩阵式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服务大数据中心”，并由国家直接垂直管理，实现可点对点、端对端的直接管理与服务，同时彻底改变国家原有的由各部门、各级地方诸多政府自行建设网络与信息系统的传统做法与管理体制，从而大幅降低国家行政管理与运行的成本及大幅提升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大幅提高国家“大数据”的透明度和对称性、精确性。例如，国家的统计工作从现行的由各级地方政府报送统计数据的方式应转变为基于“国家行政管理与服务大数据中心”的实时数据管理方式，以大幅提高国家对经济、产业、企业与社会的管理与服务的精确性、科学性，从而大幅提高国家的宏观决策能力及对“事件”的反应能力和可预测性；再如，医疗、医药、医保“三医”等关乎国家民生与国民服务的行行业业都应该基于“国家行政管理与服务大数据中心”的实时数据管理方式，对内对外实现互联网化、大数据化的管理与服务，最终实现数据管理与服务的双向透明化，以大幅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与大幅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和百姓的生活成本，来大幅提升国民对关乎民生各行各业的管理与服务的感受，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更舒心、更幸福。其实，诸如此类的“大数据”，哪些必须保护，哪些可以公开，既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又涉及百姓的隐私，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财富和核心价值，必须由国家意志和国民来共同管理、维护。显然，网络与信息、数据的“安全”未来必然会成为国家需要关注的头等大事。

其三，国家经济、产业管理体制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未来经济、产业活动的核心是互联网业、工业互联网业，网络服务必须是低成本的，网络的成本就是企业的成本、产业的成本、国家经济的成本、全社会的成本。而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又高度覆盖、复合制造业、服务业、软件业、金融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等多业态，因此，要改变、改革现有的行业、产业管理部门单一业态管控的行政体制，需要建立金融、保险、股票、证券、电信、服务等各行业、各产业统一联合、联席的经济与产业的管理体系与制度，同时需要控制好电信业提供的网络成本，国家要鼓励基于标准、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创新活动，要并行推动“+互联网”与“互联网+”两种新产业模式来大力发展以经营多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以应对美国等西方互联网巨头、产业巨头的竞争与挑战。不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未来的竞争都会是产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代表的是企业能力、产业能力、金融能力与国力的竞争，大家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促合作。经济政策的计划与市场两大因素需要依靠国家目标、任务与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实现高度的辩证统一。

其四，国企、央企的调整与改革。多少年来，国企、央企始终是我国制造业、工业的基础与能力的代表，是中国经济、产业核心价值的体现。今天，在全球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大潮下，国企、央企如果不能实现改革与改变，就有可能在未来沦落为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的加工业、装配业和低端服务业，不仅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还可能成为国家经济、产业发展的拖累。因此，中国的龙头国企、央企需要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通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创新，尽快转型发展成为以经营多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来大幅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跟上互联网经济时代的脉搏和要求。在现有国企、央企的管理体制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有级别、有任期，其必然倾向于短期业绩、短期行为，难以激励其制定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实施中长期的创新活动。而国企、央企转型发展成为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往往又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并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才可能实现，且风险性也相对较大。因此，国企、央企这次摧枯拉朽、脱胎换骨的改革与转型，仅仅依靠企业经营管理者自身的胆量与努力是很难实现和完成的，必须由国家的意志与中央政府的亲自决策和行动才可能完成。对于关乎国家核心、安全的技术与产业，其控股权应该以国有龙头企业为主体，同时要指导其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健康发展，最终形成以国有控股为主体，与民有、社会资本共存，来促进企业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机制。在企业管理上，可考虑引入职业经理人这样的法人治理结构，用现代企业制度保障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和各方股东的权益。

其五，国家教育、科技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未来国家、经济、产业、企业竞争的本质是高度的人力资源竞争，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教育体制改革，在培养“专才”的同时，要更多地培养跨多业态知识的复合人才；未来国家、经济、产业、企业竞争的核心是创新，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技术发展引领的将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而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和体系、机制的创新。国家的科技投入更应该关注基础科学的创新及核心技术的创新，而产业目标明确的创新要更多地依靠和鼓励企业来实现，对产业、企业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的关键技术创新活动应目标性强、针对性强。

总而言之，一切工作都需要考虑互联网、大数据因素的支撑与深度应用，“线下”的业务与“线上”的管理与服务需要高度融合与统一。

未来，一旦有了上述的良好基础，无论是制造企业与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相融合，实施“+互联网”模式，即让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嫁”给制造企业；还是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相融合，实施“互联网+”模式，即由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娶”了制造企业；都会让中国的核心、龙头企业发展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此时此刻，无论怎样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改革，国家都会得心应手，中国未来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改革的余地和裕度都会比较大。从产业形态看，今天是企业间的竞争；而未来则是以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为核心，是产业生态圈与产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

更进一步地说，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基础和能力调整好了、归正了，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然地就能大幅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依托服务业尽可能多地销售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大幅延展开来、可持续地健康成长，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就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对世界的影响就会越大。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投资业，也会随之提升并健康发展，越做越强。金融业随之会代替制造业，走上中国经济的主体地位，其地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让我国逐步转型成为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像支付宝、微信支付、小米支付这类基于大数据的效率更高的互联网金融业态的“概念”，就会逐步变为中国经济主体的现实，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主宰。

谁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雄心壮志，互联网与e立方经济发展理论必将成为改变中国经济的力量。

责任编辑：Ke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