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万壑挡不住中国经济改革的雄心 ——热烈庆祝建国69周年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美国经济的变量。谈到美国的经济政策，笔者认为，美国其实有两个维度的经济政策。一个维度是美国联邦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而另一个维度是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巨头与产业界、硅谷高科技界达成共识的经济政策。这一点我们经常混淆，必须理清。按美国的宪法构架，美国其实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实行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华尔街对美国与全球金融、产业、核心技术的高度把控。换句话说，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靠财政、税收等政策来调控市场与经济，其财政政策影响有限，而税收政策影响相对较大，总体而言，美国联邦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控能力是有限度的；而美国经济政策的执行及对全球的影响，其实主要是通过华尔街金融巨头来完成和实现的。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巨头在经济、产业政策上如果能够协调一致，则对美国与全球经济影响巨大；反之，即便美国联邦政府单方面强力推行某项经济、产业政策，如果得不到华尔街金融巨头的支持，也很难对美国与全球的经济、产业形成较大影响。近三十年来，美国一直引领着全球的计算机、通讯、核心芯片、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现在又开始引领全球的互联网、大数据经济与新产业模式，通过华尔街金融的把控及在全球大力发展“轻资产”的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业，来支撑其金融业、互联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实现高额利润、高股值、高市值，并始终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应该说，美国联邦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各产业界早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美国对全球的经济、产业、技术的未来规划与布局中，美国是“大脑、神经及心脏”，德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是“心脏、肝、脾、肺和胃”，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是“躯干与四肢”，这就是美国所说的全球工业革命。换句话说，由美国来做全球产业、技术价值链的高端，通过华尔街金融、产业标准、知识产权和硅谷的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来实现对全球产业、实体经济和市场的控制；由德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来做全球产业、技术的中、高端；而由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来做中、低端产业与服务。这当然引起了德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担忧与不安，因此德国力图通过实施“工业4.0”战略来加以应对。因而当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为了解决大量的失业、就业问题，提出美国的“再制造”经济政策时，其实并没有得到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各产业界的积极响应，在全球的经济、产业中也基本上没有带来一点涟漪。那么，当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和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经济政策时，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层、产业界三方依然不一定买账，也不一定会给予实际的支持。如果特朗普总统去强力推动这一经济、产业新政策，就势必会产生美国联邦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产业界的矛盾。当美国这两个维度的经济政策相冲突或相互不协调一致时，且美国总统的任期只有四年，就势必会造成美国经济价值观的混乱，就必然会造成美国经济、产业政策的混乱，就必然会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产业的混乱，其结果必然会造成美国金融、经济、产业、企业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显然，这是美国未来经济的变量。而对中国而言，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有定力、稳得住，那当然就是一次难得的赶超机会。

当然，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经济变量就是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对国家、经济、产业、企业，乃至个人，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都是最核心的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对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与意义的再认识，基于对经济发展哲学与产业价值观的重新认识，笔者认为，正确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实现发展互联网新经济的大计，当前有三个战略基点应该讨论和把控。

战略基点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国情，继续发挥我国体制中的优势，即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优势。这一点其实是计划经济带来的。中国的高铁、动车、高速公路、特大桥梁、电动汽车、大飞机、卫星、运载火箭、船舶、盾构机、特高压电网、超超临界机组发电、超级计算机、移动通讯等重大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产业和产品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赶超上来，并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和成就，离不开国家正确的决策与政策指导，离不开国家强有力的规划、计划的管理和集中支持，更离不开一大批国有骨干企业的坚持和努力。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市场经济仅仅30余年历史、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面对西方经济强国及其企业通过上百年来发展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优势及其带来的压力，三十年比三百年，仅仅凭我国企业的一己之力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自然发展来实现赶超，是不现实、不可行的。因此，我国现有体制中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必须要保持住，这是基点，是老传统，不能随意丢弃。

中国的高铁、动车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快速赶超上来，让全国人民享受到交通出行的极大便利，盘活了区域经济，现在又开始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大计服务，应该归功于国家、铁道部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强有力的规划、计划与政策支持，归功于广大科研工作者、中车集团各企业职工的拼搏与奉献。试想，如果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由民营企业一步步地通过资金、技术、能力的逐步积累，老百姓要等上多么久的时间才能享受到高铁、动车带来的便利，国家又要等上多么久才能让这个产业发展成为核心产业。中国高铁、动车的技术原本与日本、法国、德国等相差半个世纪之多，而对高铁、动车的产业、技术、服务体系投入动辄又高达上千亿元、万亿元之巨，因此，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产情、企情，这样浩大、艰巨的工作显然必须由国家“强”计划来主导和实施。其实，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产业巨头百余年来通过技术积累与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强大市场竞争优势，诸如此类的中国核心产业、高端产品要想脱颖而出、做大做强，就必然离不开国家“强”计划的支持与支撑。不可否认，这样的情况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现实。

当前国内的一些经济学者对于中国曾经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耿耿于怀，甚至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样的经济体制由于缺少市场竞争，与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价值观不相一致，国家经济、产业、企业的质量、创新力、竞争力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也由此产生。这样的观点和想法是应该被理解的。然而，经济的价值观与管理也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体，经济中的“计划”要素却是永远的核心价值，而一成不变的经济体制才是僵化的、不灵活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市场也会有失效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欧洲国家成立欧盟的初衷与意义。西欧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鼓励自由竞争，起初他们都是各自为战、自行发展。然而，从人口、市场、经济、产业、资源、技术等多角度看，西欧国家大都体量比较小、能力相对弱，当市场竞争出现变量、变化之时，即面临美国、日本及其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与挑战越来越加剧时，这些西欧国家及其企业都会感到力不从心，在市场上节节败退。痛定思痛，它们开始被迫地探寻新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构建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欧盟、欧洲议会等统一的机构。欧盟成员国都要按明确计划的刚性比例向欧盟上缴财政预算，而由欧盟制定统一的市场规则、法律、政策和各类严密的如科研创新等计划，在欧盟中的国与国、产业与产业、企业与企业、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之间，通过“抱团取暖”来实现市场、金融、技术、资源等的共享，从而大幅降低每个国家、企业的成本，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和提高对外部的竞争力。而这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了欧盟的统一计划与可实现性。看来即使在欧洲国家这么发达的市场，计划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辩证地说，计划从来都是一个好东西，计划与市场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要依据国情与现实来制定，在经济体制中计划的要素不能随意丢弃。

战略基点二，要处理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关系，充分体现市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力量，鼓励竞争发展，并通过竞争来净化市场秩序。对于关乎国家核心、安全的技术与产业，其控股权应该以国有龙头企业为主体，必要时吸引一部分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释放一部分改革的红利，同时融入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运用民营企业和社会的监督机制，来积极影响这些国有龙头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健康发展，最终形成以国有控股为主体，与民营、社会资本共存，来促进企业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机制，同时企业管理上可考虑引入职业经理人这样的法人治理结构，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保障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和股东的权益，这对于现有国有龙头企业的结构改革不失为一个上策。而对于属于市场充分竞争范畴的产业、行业，国家应该有序地放开，国有企业应该逐步地退出，将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红利及投资风险同时向全社会、全球释放、分散和分担，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集全社会、全球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中国的经济、产业和企业。对于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创造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鼓励它们进入中国市场投资置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如果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发展得好、得到了实惠，那么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可以让中国的企业在竞争中看到自身的问题、差距与不足，从而成为它们改革、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可以让这些外资企业身后的国家逐渐成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合作共赢的朋友、“盟友”，而我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正需要这样的气度与胸怀。中国未来要想发展与强大，必须是高度开放并尊重多元化的国度，而全球更需要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近期，在国内经济学“大佬”间，关于充分市场化与政府计划适度干预的讨论众说纷纭，笔者愿在此评说几句闲言。让我们来看看香港曾经遭遇的“97金融危机”，当强大的西方金融大鳄利用市场经济政策的管理漏洞发动金融风暴攻击时，在面临进一步巨额损失的关头，香港特区政府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撑，果断出手，成功地击退了西方金融大鳄的一轮轮冲击，保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由政府直接出面应对了这场金融危机。此时，如果香港强调的是充分市场，而不是强调政府“计划”的适度干预、强力干预，那么香港金融市场及其经济、产业和个人将面临的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局面，付出的将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当看到市场机制已经完全失效时，还死抱着市场机制的“干尸”去祈祷明天，那这个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与必要呢？看来，市场与市场经济也并不总是一副解决经济、产业发展问题的万能“良药”。

让我们再来看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引发的那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雷曼兄弟公司倒下了，引发的是其身后投资人、债券持有人的危机，引发的是此类金融杠杆极度失衡的其他金融投资公司的危机，引发的是美国房地美、房利美等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危机，引发的是美国经济的命脉华尔街广大金融机构及地方银行的危机，而一旦危机泛滥成灾，引发的还将是美国的产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危机，其实当时的危机已经波及美国的一大批大型产业公司，有些公司已在寻求政府的破产保护。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大家伙手里都没有钱，没有现金流了，市场的作用已完全失效。此时，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全球最大、最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再也不去指责香港政府当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直接出手干预了，而是由美国联邦政府与央行直接出面、出手，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印制钞票，再转借贷给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化解了潜在更严重的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产业危机。这是一个典型的在所谓的高度自由经济体发生的政府“强”计划干预市场的案例。由于美国当初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发行了巨量的国债、美钞，而为了消化这些额外的巨量国债、美钞在市场上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我们可以判断，美国联邦政府与央行又肯定需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计划”来妥善地处理好这个大难题，而这其中甚至还有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产业巨头公司国有股权退出的处理问题。如此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的究竟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金融始终是美国经济的“头”，当其发生金融重大危机、出现市场失效时，由美国政府出面直接干预，而又有哪个国家、国际组织指责美国联邦政府当初处理金融危机的方法与方式呢？我们再来回顾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当时也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出面，通过政府计划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出台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帮扶了一大批美国的企业，解决了大量的失业与就业，最终得以度过这场经济危机，并为其后美国经济、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当遇到重大危机时，能活下来、生存下来，再图发展，对国家、经济、产业、企业、人而言就是最大的道理与哲学。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汽车工业实行国际市场开放影响。中国的汽车工业原本就发展晚、底子薄、技术差、能力弱，国际市场开放后，日本、德国、美国等汽车生产巨头蜂拥而至，我们原本期望用市场换技术，结果技术没换来、学来多少，反而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和利润被西方汽车业巨头所瓜分和获取，即使是中外汽车合资企业中中方的利润也始终微薄，并处处受制于人。今天，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满眼看到的大都是外国品牌的汽车，中国完全自主的汽车企业及产品至今仍然在市场上苦苦挣扎，能生存下来已很不易，还远远谈不上发展。而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后果却是无尽的城市拥堵和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这样的局面始料不及，已成为国家、产业难以收拾的残局，不易找到良药来“医治”，让很多人诟病。市场经济虽然是发展经济的一副“良药”，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产业的技术、能力控制不了这个市场，让这个所谓的市场成了脱缰的“野马”，那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副冠冕堂皇的“苦药”。

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经济学与经济理论的发展与运用不可以迂腐，需要因势利导。当然，“计划”干预市场的情况当前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层面难免会经常出现，对其平衡点的把握将始终是一个大学问、大课题，同时更需要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保障与约束。

责任编辑：Ke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