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万壑挡不住中国经济改革的雄心 ——热烈庆祝建国69周年

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尚处在一个不断调整与改革的过程中，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还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摧枯拉朽的改革进程远未完成之时，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与大趋势看，今天中国的经济、产业又开始面临新一轮互联网与大数据经济大潮的强力冲击与挑战。在目前经济改革面临多重挑战、压力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我们需要清醒地对我国的国情及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企业发展的现状作出正确的评估与判断；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冷静、认真地思考，虽然互联网与大数据经济必然会给中国经济、产业带来极大挑战，但如果我们应对得当、勇于向前，这一挑战其实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产业、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重新审视与深刻认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其背后的真正含义，其对国家、经济、产业、企业发展各个层面的战略意义，其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影响与改变，是摆在国家宏观决策者及广大实施者、操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关键难题。这将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产业、企业发展的走向、规划和大局。 

其一，互联网、大数据到底是什么“魔方”，是哪路“神仙”？以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到底改变了什么，其是怎样改变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的？而中国推动互联网新经济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对于制造业而言，传统上来讲，企业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近年来通过各类工业软件的不断应用，即制造企业通过实施信息化，大幅提高了企业的效率、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开始形成制造业与工业软件的深度融合。简单地说，在企业信息化时代，以软件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总体上是以生产工具、生产力的角色出现的；而在企业互联网时代，企业纷纷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来快速响应和灵活实现客户和市场对个性化服务、定制化批量生产、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的需求，这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服务与难度更高的制造目标。为此，制造业的设计、制造、管理、服务四个主要环节就需要通过与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即通过对制造企业的微内结构和外部关系进行不断优化、改进与创新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企业在“硬件”设施与“软件”开发两个方面投入巨额资金，这也必然会成为企业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按制造业传统的“事事”靠自身“重资产”投入的产业发展模式，企业就必然会存在巨额的投资风险。面临这样的巨大投资压力，就必然会倒逼和驱使企业积极探索和发展一种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企业、产业间新的协作、合作方式，即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形成一种产业的新生态来分担巨额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从而实现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方式、新模式。在探寻这一关键的生产力提升、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转变的新经济理论与产业发展新方法学的进程中，由乔布斯所领导的美国苹果公司所创新性实施的“零制造”、间接制造的生产方式，以经营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的新产业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为全球经济界、产业界、金融投资界、企业家、宏观决策者对这场生产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与变革进行了系统诠释与解读。显然，这就是这场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工业革命的起点与初衷。 

苹果公司实施的新生产方式与新产业发展模式其实告诉了大家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概念，随着标准、软件、互联网、大数据在制造业的深度应用与融合创新，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生产力，还革命性地改变了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因此，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经济概念，成为发展经济的新方法学。由此为起点、转折，随着这一发展经济新方法学的应用与普及，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效率更高的互联网经济时代，从而进入了更高级的市场经济阶段与形态。或者说，互联网经济其实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而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变化与变革，不畏艰难，迎难而上，全力推进制造业与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深度融合，从技术创新走向生产关系创新、生产方式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直接迈入这一高门槛，那么中国的产业、企业就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中国的经济就可能直接迈入这个更高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实现企强民强国强的中国梦。 

其二，互联网经济下所展示的业态到底是怎样的业态？互联网经济到底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或者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高度复合、融合的经济形态？未来的经济是怎样的结构？产业间是谁与谁的竞争？未来的金融业态又是怎样的形态？互联网经济为什么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从我们所熟悉、熟知的传统经济、产业的基本概念、规律与管理的角度看，产业的形态大概是这样的：制造业是制造业，服务业是服务业，软件业是软件业，金融业是金融业，保险业是保险业，电信业是电信业，等等，其产业间分割得非常清晰，相对独立。比如，海尔、美的家电产品与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的工程机械产品是典型的制造业态；沃尔玛、家乐福、电信服务、交通运输是典型的服务业态；用友、浪潮、金碟等软件公司是典型的软件业态；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是典型的电信业态；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是典型的金融业态；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是典型的保险业态。可见，每家企业的业务均处于相对独立的业态之中，一般不被允许经营其他业态的业务。按中国现行的经济管理政策，如果想在上述的一个企业内实现电信、金融、保险等多业态业务的复合发展，一般不会得到政府政策的许可与批准。而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愿意接受这样明晰的产业分工，以易于实现政府的行业管理、数据统计与专项服务。

前述，我们谈到苹果公司以服务为中心，创新性地实施了以经营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新产业发展模式。那么，由此引发的这一产业新生态到底是怎样的形态呢？以苹果公司大卖、热卖的智能手机产品为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会看到苹果公司当然属于制造业态，因为其智能手机产品是苹果公司设计的、且是苹果公司组织成千上万家产业生态内的企业为其加工、制造的；苹果公司是服务业态，因为其智能手机产品是苹果公司自己营销的；苹果公司是高端芯片业态，因为其内置的核心芯片是苹果公司自己设计、委托产业生态内其他核心企业加工、制造的；苹果公司又是软件业态，因为在其大卖、热卖的智能手机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苹果公司开发、使用和安装了庞大的基础软件、应用服务软件、工业软件；苹果公司当然也是互联网业态，因为该公司向全球用户提供了典型的互联网服务；更重要的，苹果公司还属于金融业态，其金融业态的属性最终让苹果公司站上了“金融”这个产业生态价值链的顶端。在此点上，需要大家关注的是，由于苹果公司掌控了本产业生态内成千上万家配套企业的设计、制造、经营、管理、服务数据的全集，即该产业生态的“大数据”，相比于其他传统的金融投资企业，当该公司向本产业生态内的优势、优质企业直接或间接投资时，由于被投资企业的数据始终透明化，苹果公司对其知根知底，所以投资效率会更高、投资成功率会更高、投资风险会更低。毋庸置疑，苹果公司所代表的新金融业态必然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市场竞争力，其代表着金融投资业态未来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苹果公司的发展战略、业务、生产关系、产业模式其实覆盖、横跨了制造业、服务业、核心芯片业、基础软件业、应用软件业、工业软件业、互联网业、金融投资业等多维的产业业态，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产业生态与产业生态圈，这是一个多么高度复合的产业业态，有如此众多的产业生态核心价值可以被苹果公司所获取！而这又是一个我们多么不熟悉的产业业态，其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单一制造业态、软件业态或金融业态等有着天壤之别！

近期在中国的资本、股票市场上，大家经常谈论“二马”现象，即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在其各自的产业生态圈内进行大量投资。而在其投资效率越来越高、投资成功率越来越高、投资风险越来越低、投资生态圈越做越大之时，我们应该已经感悟到，这两家互联网企业从服务切入，一旦掌控了本产业生态圈的大数据，其展现的将是超凡的金融投资属性和强大的金融竞争力。支付宝、微信支付所代表的这种新的效率更高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已出现，而其何止是表象上的一个电商平台、即时聊天平台与应用软件App那么简单。 

此外，在中国市场上，还有另外一只引人注目的新经济老虎在蓄势待发，它就是中国目前发展最成功的工业互联网公司——小米。小米公司看上去更像是苹果公司的翻版，而这样的工业互联网企业未来在技术、管理、服务、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创新、能量与影响上很有可能会超过阿里巴巴、腾讯等这类单纯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的表现。小米公司的定位是以提供“互联网+电”产品与服务为目标。该公司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家电产品切入，逐步进入数字家电与白色家电产业，家庭中的一切带“电”字样的数字家电与白色家电的硬件与软件都是其服务目标与业务对象。小米公司追求的是让家庭中的家电硬件产品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互联，再以智能手机、电脑、电视机等控制平台为核心，通过各类应用软件对家庭中各项家电硬件产品进行全天候的网络化管理、控制与服务，构成一个家庭服务网络与环境。同时，通过对每台家电产品实际使用功能、运行数据的大数据监控与精确分析，来实现对每个家电产品功能的主动增值服务，例如，可以实现家庭的系统节电、菜谱习惯与个人健康分析、提前控制室内与汽车内的温度与湿度、构筑电冰箱与冰箱内食品物流直送的关系、主人关注信息的主动推送、家电产品的主动售后维修等增值服务。哪些家庭服务有刚性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小米公司就会让家庭主人通过软件、互联网、大数据去提供和满足这些服务需求。这与传统的白色家电和信息家电企业以售卖产品为中心来实现利润与价值的经营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小米公司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服务为中心、驱动力的。小米公司表象上提供的是家电产品，本质上提供的却是服务、互联网主动服务、大数据咨询服务、价值的增值服务。从深层次上来看，小米公司经营的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圈，或者说经营的是一个多业态的产业生态的核心价值，而这个产业业态中包含了制造业、服务业、芯片业、软件业、互联网业、金融业等多重复合的产业业态。再深入地分析，在这个复合业态的制造业方向，小米公司采用的是“轻资产”的产业发展模式，即在庞大的产品加工、制造、总装、测试等环节均不参与，全部外包给其产业生态中的其他优势资源配置企业，实现分业务、分红利、分投资与分经营风险，最终实现共利共赢。在这样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与产业形态下，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见，未来当小米公司销售如智能手机、电脑、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产品，并与海尔、美的、格力、长虹、华为、中兴等这些传统白色家电、信息家电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处于白热化时，小米公司就必然会使出“杀手锏”，即小米的这些家电硬件产品完全有可能“免费”提供给客户，其可以通过家电功能增值服务、大数据咨询服务、金融投资服务等多产业生态中的若干核心价值和高股值、高市值的获取，来取得利润和竞争优势。简单地说，海尔、美的、格力、长虹、华为、中兴等这些传统白色家电、信息家电制造企业为市场准备的是一个宴席上的一两盘菜，它们决不会低于产品的成本价售卖；而小米这类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准备的却是一个宴席上的一整桌菜，当然就可以把桌上的一两盘菜免费送给客户。这实质上是一场不对称的企业竞争、产业战争，其市场竞争方式及结局由不同的产业、经济价值观所导致。此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一场工业革命已悄然地发生了，免费白送的小米智能手机、电脑、电视机、电冰箱等这些家电产品谁会不要，只要你愿意购买和加入小米提供的“互联网+电”服务环境！而谁还会再去购买其他收费的家电产品呢？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与企业业务、生产方式、产业模式的融合创新会产生核心价值、无尽的价值，小米这类工业互联网企业其实就会革了大量的传统白色家电、信息家电制造企业的命，并最终让这些传统白色家电、信息家电制造企业成为其产业生态内的加工、制造企业。与此同时，在小米产业生态所构建的复合业态的金融业方向，由于其掌控了本产业生态内成千上万家配套企业的设计、制造、经营、管理、服务的“大数据”，当小米公司向本产业生态内的优势、优质企业直接或间接投资时，被投资企业的数据始终是透明化的，所以小米公司的投资效率会更高、投资成功率会更高、投资风险会更低。小米支付所代表的新金融业态必然会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代表着中国金融投资业态发展的未来。笔者还在猜想，小米公司在控制了白色家电、信息家电产业生态圈后，将来也许还会以这种方式、模式进军与家庭生活紧密关联的汽车业、家居业、房地产业等行业，给这些传统产业、行业带来革命。这展现的是一个多么大的产业生态与产业生态圈，未来有多少业态的核心价值可以去获取、去实现！

看来，具有复合业态的企业未来必将会革了传统单一业态企业的命。这也告诉大家，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仅仅凭技术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更深刻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的多维创新，与时俱进，与软件、互联网、大数据拥抱得更紧，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发展，才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否则，就会付出代价，甚至被革命，走向没落。这将是互联网、大数据经济时代的脉搏、心声与宿命。

从以上分析可知，苹果、阿里巴巴、腾讯、小米这些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展现的都是一个新的多业态复合的产业业态与庞大的新产业生态圈。这一不可阻挡的新方式、新模式、新经济必将会颠覆传统的服务业态、制造业态、软件业态、电信业态，还必将会改变传统金融业、资本业、保险业的优势地位，最终也将会颠覆传统的金融业态。产业的业态在变革，新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一个新经济的形态——互联网经济、大数据经济正快速向我们走来。那么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经济？是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其他形式的经济？

对于一个由互联网或工业互联网企业所构建的庞大的跨产业业态的生态圈，从微观上看，主导性龙头企业对其配套的加工、制造、装配、服务的各类企业实行的应该是一个“强”计划下的进度、交货期、物流、指标、性能、质量控制、成本、标准、规范、管理、服务的要求与安排，整个产业生态必须是一个基于标准、软件、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下的精细、精益的管理与服务，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或偏差，就会影响整体、全局。因此，对于这样的产业生态圈内的每一个企业、企业与企业间、不同产业业态间，其管理与服务需要做到高度的可协作化、对称透明化、标准化、网络化、全数据化。因此，可以推定，产业生态圈实行的必然是其龙头企业所主导的“高度计划经济”和“强”计划经济，这是一个结论；而对于产业生态圈中的每一个企业，特别是处于主导、龙头地位的互联网或工业互联网企业，由于其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它们必然是高度资本运作化、股份化、必须上市化的。所以这些企业又必然是高度市场经济化的，这又是一个结论。我们还可以预见，未来的广大中小企业必然是高度专业化、社会化、软件化、信息化、数据化、互联网化、服务化的，它们既可能处于某一产业生态圈内，也可能为同质竞争的不同产业生态圈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价值。从宏观上看，未来的经济社会必然是产业生态圈间的高度竞争，不会有很多企业有能力构建这样强大的产业生态圈，而这又是高度市场经济化的，这也是一个结论。显然，对国家未来的经济而言，就是由一些这样的产业生态圈，或者说由少量的互联网或工业互联网企业所把持、主导，经济与产业会高度集中化，这将是互联网经济下的新经济结构。当然，这种新经济结构势必会引起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此时，由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通过网络与数据对这些强大的产业生态圈，或者说对一些较强的互联网或工业互联网企业进行管理与服务，并通过大数据对这些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统计、判断、决策，因此，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化、产业融合化、高度扁平化、高效化、标准化、互联网化、大数据化、科学化、精确化，所以我们会感到国家在实行理想的、基于大数据的高度计划经济下的管理变得更加可行，而这样的经济管理其实是通过这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企业来间接完成和实现的。同时，由这些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创新能力的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企业去执行一些国家计划下确定的大目标、大任务，应该会更易完成和实现，这还是一个结论。企强国会强，国强企更强。因此，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及其所构建的新产业生态圈，其实是一个高度计划经济与高度市场经济辩证统一的经济体，这是互联网经济形态的本质。这或许也会成为未来大家讨论的新经济哲学，在此点上，笔者愿意与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性研究与探讨。

看来，人类社会已从基于个体能力的自给自足、量入为出的农耕经济，走向基于群体能力的依靠能源与机械为工具的工业大经济，而今天正在走向基于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经济，即“脑”经济与智慧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已变得越来越清晰。

其三，前面谈了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及其背后的内涵与意义，现在我们返回来再谈谈传统制造业。制造业本身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与价值如何来实现？为什么说工业互联网会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而所谓的“虚拟经济”是不是一个伪概念？

对于制造业而言，我们不妨简单地将其分为一般性的零部件和整机壳体的设计、加工、制造、装配与高端核心部件的研发两个大的部分。我们可以让零部件、整机壳体的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这部分庞大的制造业交给广大的专业化、社会化的中小企业去完成，这部分工作虽然技术含量偏低、利润偏小，但体量大，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又有近十四亿的庞大人口，因此，这一庞大的市场既是制造业的基础，又是高端制造业的支撑，也是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永远都不能放弃，必须牢牢地抓在手里。那么制造业的利润与核心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当然是在高端核心部件这个部分。这部分制造业虽然体量上看似不大，却创造着惊人的利润，越来越成为制造业实现价值的核心，历来也是各国企业、产业与经济争夺的制高点。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的高端工程机械产品为例，这些产品中高端核心部件实现的利润高达80%左右，而这部分利润往往被西方垄断企业拿走；再如，对于一架飞机来说，制造业的最大利润部分在高性能发动机上，而发动机中技术最难、价值最高的部分又在热部件的叶片、单晶叶片及其加工装备与工艺上，而这个方面一直是我国航空工业的“痛点”与瓶颈。其实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比比皆是，让人痛心疾首。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状必须作出改变。中国的企业曾数次在高端核心部件领域发起冲击，大都成效不大，甚至铩羽而归。痛定思痛，我们意识到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在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与大量的人力等资源，经过数次的激烈竞争，大浪淘沙，最终在各个产业、行业的高端核心部件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垄断地位与态势。中国企业要挤入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着实不易。现实上，我们放眼看看当前中国的龙头制造企业，从其利润、股值、市值、市场的潜力与融资能力等这些可信的财力角度看，要让它们在短时间内投入数亿、数十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去跨越高端核心部件产业技术的高门槛，似乎并不现实。看来，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才可能成功。

近年来，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的不断创新和快速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未来在高端核心部件这个核心产业技术方向实现“跨越”的希望。一方面，这些企业通过实施“大数据”战略，在不断地向信息技术领域更深层次的人工智能方向迈进，并不断取得成果与突破，让互联网服务与感受越来越好。另一方面，这些企业通过实施“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战略，它们在不断地进入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业与传统信息产业的领地，并开始进入汽车行业、机器人行业、医疗器械与健康行业、核心芯片业、白色家电与信息家电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行业，不断地取得进展，为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业与传统信息产业的“改天换地”带来希望和机会。小米公司在投入10亿元的研发资金后，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2017年2月底对外宣布面向智能手机的“松果”芯片已经开发完成，这个高端核心部件的成功研发取得了令国人振奋的业绩。而以“松果”核心芯片所形成的技术开发平台为基础，假以时日，我们有理由和信心去期待小米公司会开发出更多面向不同家电产品的核心芯片，从而站上家电行业价值链的高端，为小米的家庭“互联网+电”产品与服务插上“天使”的翅膀，助力小米快速促进其产业生态圈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上述我们提到，要掌控制造业的高端核心部件，去跨越这一产业技术的高门槛，企业往往需要投入数亿、数十亿元，甚至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与创新，而庞大的资金缺口与压力往往会挡住企业前行的脚步。但我们看到，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等这些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一经上市，最终都会从资本和股票市场上获取少则几百亿元、多则几千亿元的巨量资金，从而它们也会拥有巨额的投资能力。那么，只要制造业的高端核心部件具有超高的利润与投资回报，我们当然可以期待这些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会有可能依照“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战略顺势而为、投入巨资，去逐步争夺制造业的高端核心部件这个利润丰厚的“蛋糕”与市场，从而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突破与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现在，让我们再来参照德国工业4.0的目标与战略看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通过应用标准、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并将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业务、流程、管理、服务等深度融合，即通过实施“+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实现企业与产品的标准化、软件化、信息化、互联网化、大数据化、服务化，最终可以转型成为以经营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型工业互联网企业。而一旦制造企业转型成为面向本产业的互联网企业，也将成为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所追求的目标，也必然会获得市场和社会的巨量资金。此时，这些企业就会有底气和财力再进入高端核心部件的市场，与西方垄断企业展开竞争或进行并购，就会有胜出的希望与机会。其实对于中国现今的龙头制造企业而言，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已经摆在面前。由于中国自身市场大、内需大，同时中国今天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最庞大、最核心的环节，外供亦“大”，现实告诉我们，相当一大批处于各行业、产业的中国龙头制造企业往往在“线下”就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与整机装配企业，其现有的供应链、服务链、生态链也是全球最大的。如果这一大批龙头企业能通过深度研究与理解德国工业4.0的核心理念，实施“+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模式与战略，即通过深度应用标准、软件、互联网、大数据，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业务、流程、管理、服务与产业模式深度融合，最终实现“线下”与“线上”的高度融合，也就是创新性地应用和实现新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那么这一大批中国的龙头制造企业就必然会转型、转身成为全球此类行业、产业排名第一或靠前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就会获得全球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追捧，从而实现企业最大的价值。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是当前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所做不到、实现不了的。因此，这也是中国制造企业由大转强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排除万难去争取。机不可失，中国庞大的龙头制造企业、企业家与宏观决策者们该觉醒了；而一些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企业家、所谓的“大佬”所说的“虚拟经济”当然是伪概念，他们不进行创新，不懂得用互联网、大数据去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不跟上互联网与大数据经济的大潮，就会继续被他人盘剥、欺凌。

笔者认为，不管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价值魔方”如何变化、变幻，制造业与实体经济永远都是必争之地。原因很简单，制造业与实体经济所代表的是人类生存、美好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用、行与工作的刚需，谁也离不开、离不了它们。然而，笔者还要辩证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和观点看，由于“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出现与发展，其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生产力的变化与提升，还带来了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的重大改变。更进一步地说，由于引领全球、中国经济与产业的龙头企业，当前与未来经营的很可能是覆盖、横跨制造业、服务业、芯片业、软件业、互联网业、金融业等多重复合的产业业态，获取的是其中多业态的若干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制造业态的局部价值，因此，对制造业及各个产业、行业业态的革命其实已经开始了。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当前仅仅是把制造业当成了其实现价值的一个载体，经济、产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巨变，经济发展的哲学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今天不管你把制造业做得多么好、多么强大、多么智能，从全球经济、产业的新价值观来看，你都会是“高级工人”“高级打工者”，而不是经济、产业、企业的主宰者、主导者，而这个主宰者、主导者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的身上。对于“智能制造”而言，互联网、大数据的新经济与产业的价值观还告诉我们，不管你把制造设备做得多么智能化，让企业花费上百万元去购买这类的智能装备，花费上亿元去建立所谓气势磅礴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当市场上出现因“产品”过度竞争、产大于求时，都无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都无法解决企业的经营和巨量投资的风险问题。因此，新经济与产业的价值观更告诉我们，今天的制造业、产业追求的不仅仅是“智能制造”，而是对“市场”的深度理解，是“服务制造”，一切都要以服务为中心，一切都要面向市场与客户的“服务”。如今这一互联网新经济学的大道理、新经济与产业的价值观，促使我们中国人必须认清、认识到位。所以，我们绝不能懈怠、必须迎难而上，去培育和发展我们中国人自己面向服务的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这样才能站上世界的新经济之巅，实现国强、企强、民强的中国梦。这也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结构改革、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和实现互联网新经济的最终战略、规划与蓝图。

其四，在互联网、大数据的经济大潮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变量是什么？美国对全球经济、产业、技术布局的既定经济政策是什么？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变量，即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力推进的“美国优先”与美国“制造业回归”？

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改革，在本章的前两节已有较为详细地分析与讨论；而中国互联网业的发展，由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从一开始就是高度股份化、市场化的，同时又是高度互联网化、大数据化、面向服务化的，前面章节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对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和互联网业这一新经济体的发展与变化本节便不再做复述。

现在，我们来简要地讨论和关心一下当前中国经济中最为庞大、极富有活力、最具发展前途的经济体——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应该说，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经济、产业发展的大潮潮起潮落、大浪淘沙，现如今一大批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已经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和基本力量。这其中离不开一大批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家兢兢业业、勤奋努力的工作，特别是他们不畏艰辛、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非常值得大家的尊重。在这些民营、乡镇企业中又有相当高比例的企业是家族性企业，伴随着近二三十年企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大批企业家的年龄很多已超过六七十岁，企业发展逐渐面临“换代”的历史性挑战。而这些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家基本上靠事事亲力亲为与亲身实践来创业、发展，一般缺少企业管理理论的系统知识和缺少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刻理解与把握，难免更相信自己的经验与实践，当今天面对新技术、新生产方式、新产业模式、新经济的冲击时，他们往往会对新生事物趋于保守，从而影响企业转型升级时机的把握，进而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一方面，纵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的东方文化企业的发展历程，家族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往往会在面临企业家“换代”这个关键环节的挑战时应对不力，容易陷入不可摆脱的困局，甚至导致企业的“裂解”，走向衰败。显然，中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迟早也会走到这样相同的时刻。而其正确的解决之道就在于要充分理解和借鉴美国等西方企业采用的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等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家对于所从事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相关业务非常熟悉，而对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掌握还相对生疏，当面临互联网、大数据经济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之时，也就是当他们面临再一次的创业挑战时，此时年龄已然偏大，体力、精力有所不济，难免会有畏难之心或力不从心，从而贻误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的战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有可能会落下阵来。其实，在迎接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新挑战时，中国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更需要的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的调整与改变，建立以本企业、本“航母”为核心的“联合舰队”，而不是各自为战的“松散船队”，只有这样才会有战斗力、市场竞争力。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下正处于一个企业、产业生态数据大集中的时代，即大数据的时代。

笔者认为，市场与经济处于风云变幻之中，中国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如何应对企业家“换代”与互联网、大数据经济时代的双重挑战，将会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变量、一道门槛，需要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要居安思危、与时俱进，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撑住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半壁江山。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美国经济的变量。谈到美国的经济政策，笔者认为，美国其实有两个维度的经济政策。一个维度是美国联邦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而另一个维度是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巨头与产业界、硅谷高科技界达成共识的经济政策。这一点我们经常混淆，必须理清。按美国的宪法构架，美国其实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实行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华尔街对美国与全球金融、产业、核心技术的高度把控。换句话说，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靠财政、税收等政策来调控市场与经济，其财政政策影响有限，而税收政策影响相对较大，总体而言，美国联邦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控能力是有限度的；而美国经济政策的执行及对全球的影响，其实主要是通过华尔街金融巨头来完成和实现的。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巨头在经济、产业政策上如果能够协调一致，则对美国与全球经济影响巨大；反之，即便美国联邦政府单方面强力推行某项经济、产业政策，如果得不到华尔街金融巨头的支持，也很难对美国与全球的经济、产业形成较大影响。近三十年来，美国一直引领着全球的计算机、通讯、核心芯片、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现在又开始引领全球的互联网、大数据经济与新产业模式，通过华尔街金融的把控及在全球大力发展“轻资产”的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业，来支撑其金融业、互联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实现高额利润、高股值、高市值，并始终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应该说，美国联邦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各产业界早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美国对全球的经济、产业、技术的未来规划与布局中，美国是“大脑、神经及心脏”，德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是“心脏、肝、脾、肺和胃”，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是“躯干与四肢”，这就是美国所说的全球工业革命。换句话说，由美国来做全球产业、技术价值链的高端，通过华尔街金融、产业标准、知识产权和硅谷的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来实现对全球产业、实体经济和市场的控制；由德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来做全球产业、技术的中、高端；而由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来做中、低端产业与服务。这当然引起了德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担忧与不安，因此德国力图通过实施“工业4.0”战略来加以应对。因而当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为了解决大量的失业、就业问题，提出美国的“再制造”经济政策时，其实并没有得到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各产业界的积极响应，在全球的经济、产业中也基本上没有带来一点涟漪。那么，当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和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经济政策时，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层、产业界三方依然不一定买账，也不一定会给予实际的支持。如果特朗普总统去强力推动这一经济、产业新政策，就势必会产生美国联邦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高科技精英、产业界的矛盾。当美国这两个维度的经济政策相冲突或相互不协调一致时，且美国总统的任期只有四年，就势必会造成美国经济价值观的混乱，就必然会造成美国经济、产业政策的混乱，就必然会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产业的混乱，其结果必然会造成美国金融、经济、产业、企业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显然，这是美国未来经济的变量。而对中国而言，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有定力、稳得住，那当然就是一次难得的赶超机会。

当然，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经济变量就是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对国家、经济、产业、企业，乃至个人，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都是最核心的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对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与意义的再认识，基于对经济发展哲学与产业价值观的重新认识，笔者认为，正确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实现发展互联网新经济的大计，当前有三个战略基点应该讨论和把控。

战略基点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国情，继续发挥我国体制中的优势，即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优势。这一点其实是计划经济带来的。中国的高铁、动车、高速公路、特大桥梁、电动汽车、大飞机、卫星、运载火箭、船舶、盾构机、特高压电网、超超临界机组发电、超级计算机、移动通讯等重大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产业和产品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赶超上来，并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和成就，离不开国家正确的决策与政策指导，离不开国家强有力的规划、计划的管理和集中支持，更离不开一大批国有骨干企业的坚持和努力。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市场经济仅仅30余年历史、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面对西方经济强国及其企业通过上百年来发展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优势及其带来的压力，三十年比三百年，仅仅凭我国企业的一己之力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自然发展来实现赶超，是不现实、不可行的。因此，我国现有体制中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必须要保持住，这是基点，是老传统，不能随意丢弃。

中国的高铁、动车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快速赶超上来，让全国人民享受到交通出行的极大便利，盘活了区域经济，现在又开始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大计服务，应该归功于国家、铁道部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强有力的规划、计划与政策支持，归功于广大科研工作者、中车集团各企业职工的拼搏与奉献。试想，如果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由民营企业一步步地通过资金、技术、能力的逐步积累，老百姓要等上多么久的时间才能享受到高铁、动车带来的便利，国家又要等上多么久才能让这个产业发展成为核心产业。中国高铁、动车的技术原本与日本、法国、德国等相差半个世纪之多，而对高铁、动车的产业、技术、服务体系投入动辄又高达上千亿元、万亿元之巨，因此，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产情、企情，这样浩大、艰巨的工作显然必须由国家“强”计划来主导和实施。其实，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产业巨头百余年来通过技术积累与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强大市场竞争优势，诸如此类的中国核心产业、高端产品要想脱颖而出、做大做强，就必然离不开国家“强”计划的支持与支撑。不可否认，这样的情况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现实。

当前国内的一些经济学者对于中国曾经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耿耿于怀，甚至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样的经济体制由于缺少市场竞争，与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价值观不相一致，国家经济、产业、企业的质量、创新力、竞争力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也由此产生。这样的观点和想法是应该被理解的。然而，经济的价值观与管理也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体，经济中的“计划”要素却是永远的核心价值，而一成不变的经济体制才是僵化的、不灵活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市场也会有失效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欧洲国家成立欧盟的初衷与意义。西欧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鼓励自由竞争，起初他们都是各自为战、自行发展。然而，从人口、市场、经济、产业、资源、技术等多角度看，西欧国家大都体量比较小、能力相对弱，当市场竞争出现变量、变化之时，即面临美国、日本及其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与挑战越来越加剧时，这些西欧国家及其企业都会感到力不从心，在市场上节节败退。痛定思痛，它们开始被迫地探寻新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构建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欧盟、欧洲议会等统一的机构。欧盟成员国都要按明确计划的刚性比例向欧盟上缴财政预算，而由欧盟制定统一的市场规则、法律、政策和各类严密的如科研创新等计划，在欧盟中的国与国、产业与产业、企业与企业、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之间，通过“抱团取暖”来实现市场、金融、技术、资源等的共享，从而大幅降低每个国家、企业的成本，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和提高对外部的竞争力。而这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了欧盟的统一计划与可实现性。看来即使在欧洲国家这么发达的市场，计划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辩证地说，计划从来都是一个好东西，计划与市场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要依据国情与现实来制定，在经济体制中计划的要素不能随意丢弃。

战略基点二，要处理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关系，充分体现市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力量，鼓励竞争发展，并通过竞争来净化市场秩序。对于关乎国家核心、安全的技术与产业，其控股权应该以国有龙头企业为主体，必要时吸引一部分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释放一部分改革的红利，同时融入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运用民营企业和社会的监督机制，来积极影响这些国有龙头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健康发展，最终形成以国有控股为主体，与民营、社会资本共存，来促进企业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机制，同时企业管理上可考虑引入职业经理人这样的法人治理结构，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保障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和股东的权益，这对于现有国有龙头企业的结构改革不失为一个上策。而对于属于市场充分竞争范畴的产业、行业，国家应该有序地放开，国有企业应该逐步地退出，将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红利及投资风险同时向全社会、全球释放、分散和分担，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集全社会、全球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中国的经济、产业和企业。对于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创造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鼓励它们进入中国市场投资置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如果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发展得好、得到了实惠，那么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可以让中国的企业在竞争中看到自身的问题、差距与不足，从而成为它们改革、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可以让这些外资企业身后的国家逐渐成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合作共赢的朋友、“盟友”，而我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正需要这样的气度与胸怀。中国未来要想发展与强大，必须是高度开放并尊重多元化的国度，而全球更需要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近期，在国内经济学“大佬”间，关于充分市场化与政府计划适度干预的讨论众说纷纭，笔者愿在此评说几句闲言。让我们来看看香港曾经遭遇的“97金融危机”，当强大的西方金融大鳄利用市场经济政策的管理漏洞发动金融风暴攻击时，在面临进一步巨额损失的关头，香港特区政府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撑，果断出手，成功地击退了西方金融大鳄的一轮轮冲击，保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由政府直接出面应对了这场金融危机。此时，如果香港强调的是充分市场，而不是强调政府“计划”的适度干预、强力干预，那么香港金融市场及其经济、产业和个人将面临的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局面，付出的将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当看到市场机制已经完全失效时，还死抱着市场机制的“干尸”去祈祷明天，那这个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与必要呢？看来，市场与市场经济也并不总是一副解决经济、产业发展问题的万能“良药”。

让我们再来看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引发的那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雷曼兄弟公司倒下了，引发的是其身后投资人、债券持有人的危机，引发的是此类金融杠杆极度失衡的其他金融投资公司的危机，引发的是美国房地美、房利美等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危机，引发的是美国经济的命脉华尔街广大金融机构及地方银行的危机，而一旦危机泛滥成灾，引发的还将是美国的产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危机，其实当时的危机已经波及美国的一大批大型产业公司，有些公司已在寻求政府的破产保护。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大家伙手里都没有钱，没有现金流了，市场的作用已完全失效。此时，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全球最大、最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再也不去指责香港政府当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直接出手干预了，而是由美国联邦政府与央行直接出面、出手，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印制钞票，再转借贷给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化解了潜在更严重的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产业危机。这是一个典型的在所谓的高度自由经济体发生的政府“强”计划干预市场的案例。由于美国当初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发行了巨量的国债、美钞，而为了消化这些额外的巨量国债、美钞在市场上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我们可以判断，美国联邦政府与央行又肯定需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计划”来妥善地处理好这个大难题，而这其中甚至还有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产业巨头公司国有股权退出的处理问题。如此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的究竟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金融始终是美国经济的“头”，当其发生金融重大危机、出现市场失效时，由美国政府出面直接干预，而又有哪个国家、国际组织指责美国联邦政府当初处理金融危机的方法与方式呢？我们再来回顾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当时也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出面，通过政府计划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出台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帮扶了一大批美国的企业，解决了大量的失业与就业，最终得以度过这场经济危机，并为其后美国经济、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当遇到重大危机时，能活下来、生存下来，再图发展，对国家、经济、产业、企业、人而言就是最大的道理与哲学。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汽车工业实行国际市场开放影响。中国的汽车工业原本就发展晚、底子薄、技术差、能力弱，国际市场开放后，日本、德国、美国等汽车生产巨头蜂拥而至，我们原本期望用市场换技术，结果技术没换来、学来多少，反而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和利润被西方汽车业巨头所瓜分和获取，即使是中外汽车合资企业中中方的利润也始终微薄，并处处受制于人。今天，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满眼看到的大都是外国品牌的汽车，中国完全自主的汽车企业及产品至今仍然在市场上苦苦挣扎，能生存下来已很不易，还远远谈不上发展。而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后果却是无尽的城市拥堵和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这样的局面始料不及，已成为国家、产业难以收拾的残局，不易找到良药来“医治”，让很多人诟病。市场经济虽然是发展经济的一副“良药”，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产业的技术、能力控制不了这个市场，让这个所谓的市场成了脱缰的“野马”，那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副冠冕堂皇的“苦药”。

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经济学与经济理论的发展与运用不可以迂腐，需要因势利导。当然，“计划”干预市场的情况当前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层面难免会经常出现，对其平衡点的把握将始终是一个大学问、大课题，同时更需要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保障与约束。

战略基点三，今天不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不论是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还是从金融业等业态变化的角度看，不论是从企业的技术创新还是从企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创新的发展看，都面临着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快速发展大潮的冲击，市场与经济的风云也在变幻万千。

在当前经济、产业不断快速变化、变革发展的新经济时代，在宏观上，要审时度势，高度关注互联网、大数据对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方法学带来的变化与影响，高度关注互联网经济对全球和中国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业态带来的巨大挑战，从而以更好应对这场新经济带来的企业形态、产业业态、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方式及上层建筑的变化、变革与革命。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新经济价值观，重新审视与深刻认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以及对国家、经济、产业、企业发展各个层面的战略意义，并结合中国国情及产业、企业的基础，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中国未来经济的战略大计与路线图。因此，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新产业价值观，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研究、发展出中国自己的产业发展方法学，要重新认识、研究、界定产业的业态，通过对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不断调整、创新，以及“+互联网”与“互联网+”两种新产业发展模式的并行推动，以改变我国现有的支持相对独立的单一产业业态发展的生产方式与管理体制，鼓励企业发展覆盖制造业、服务业、核心芯片业、基础软件业、应用软件业、工业软件业、互联网业、金融投资业等多维的新产业业态，即大力发展以经营多维产业业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产业，未来要更多地依靠这些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创新能力的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企业去执行一些国家计划下确定的大目标、大任务、大创新。为此，中央及各级政府要与企业家、创新实践者、经济学者等保持高度的协同，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变革，通过不断探索来改进、改革阻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法律、规章、制度、政策、环境等。在互联网、大数据经济下，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的管理会变得越来越产业融合化、高度扁平化、高效化、低成本化、标准化、互联网化、大数据化、精确化、科学化，而互联网、大数据经济又同时拥有高度市场经济与高度计划经济的特征与属性，是计划与市场的高度辩证统一体，因此，我国经济的管理要实现市场与计划的高度辩证统一，该管的要管，该放的要放，该协调的要协调，该竞争的要竞争，该改革的要改革。通过艰苦努力、改革创新及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推动与发展，来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供给侧的改革，从而实现经济、产业、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在当今基于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企业不断快速发展、变革的时代，在微观上，要实现企业、产业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根本转变，来快速响应和灵活实现市场与客户对个性化服务、定制化批量生产、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更高需求，大力推进软件、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产业、企业的深度融合，从而推进产业、企业从技术创新走向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最终形成产业、企业面向服务发展的新生态。

要借鉴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做法与实践，制定新的经济、产业政策，加快开放传统处于单一业态发展方式的各产业、行业，通过“互联网+”的实施与推动，鼓励互联网企业不断进入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的市场，让其发展成为以经营多维产业业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工业互联网企业，用新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来改革和创新实体经济与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来大幅提高经济、产业、企业的质量与效率与大幅降低经济、产业、企业和社会的成本，最终提高中国经济、产业、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要借鉴德国工业4.0的做法与实践，鼓励和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与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的实施，让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的龙头企业也发展成为以经营多维产业业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工业互联网企业，通过对原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的改革、创新，来大幅提高产业、企业的质量与效率与大幅降低产业、企业的成本，最终实现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为此，中国的国有龙头企业应该考虑“裂解”策略，其大量的生产、加工车间、服务机构等应该逐步从“母体”中脱胎出来，形成与“母体”相互参股、合作等多种形式的高度专业化且面向全行业、全球服务的独立企业，也就是将绝大部分的加工、制造工作和低价值服务，即非核心的技术与业务逐步交给社会化、专业化的广大中小企业来做，通过分利来大幅提高企业的效率、降低企业的成本及分担巨额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从而实现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方式、新模式。国有龙头企业自身则要关注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关注高端制造业，关注产业标准、数字标准的建立，关注互联网、软件、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业务、发展模式变革的深度融合和以自身为核心的产业技术体系及基于全球、全国优势资源配置的产业供应链、服务链，并与专业化的广大“重资产”中小企业形成新的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圈，从而逐渐转型为本行业、本产业的高端制造企业、核心技术企业、标准企业、软件企业、大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咨询服务企业、金融服务企业、管理企业，即转型升级为以追求本行业、本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工业互联网企业，并始终处于本产业价值链的上端，实现产业价值观的转变，从而以跟上互联网经济新生产方式、新产业模式的步伐。

简而言之，面临全球互联网、大数据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如今中国经济、产业、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在于态度、决心与行动。中国经济、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及供给侧的改革，以及实现经济、产业、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与由大转强的梦想，在此一战！

基于上述对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发展和经济、产业价值观变革的再认识，如果以上三个标定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对每一个战略基点取其长，避其短，也就是说在中国未来经济中，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性地充分发挥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中的优势要素，尽可能地处理好它们的劣势与弊端，通过我们自己的经济改革与实践，从而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最终创造性地形成一种基于上述三种经济形态优势要素融合发展的经济体制、结构与发展模式。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那么这一思想和战略未来就会引导中国的经济、产业、企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防而有序，我们的国家就将会走向强大。笔者将这一经济思想与战略大胆地定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e立方理论。其“e”字来自于英文economy（经济）的第一个字母，而“立方”二字是表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三者优势要素的乘积，或者取“e立方”的中文谐音，称这一经济理论为“亿立方”理论，隐喻中国的经济未来财源滚滚而来。

为了实施好“e立方经济”的宏伟战略，跟上和引领全球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大潮，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和准备。

其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法律环境的调整与改革。需要制定与“e立方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法律规定和制度，通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创造有利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发展模式改变、改革的法律环境。

其二，上层建筑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由于有了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撑，未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将会是高度扁平化、可管理化的关系。换句话说，未来中央和国家的行政管理可以大幅压缩地方政府的中间层次，因此需要树立一个“强”计划的中央政府与可靠、坚实的基层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与体制，从而大幅压缩国家的行政管理成本与大幅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实现更加透明化、数据化、科学化的宏观管理与服务。为此，未来需要国家建设高度统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标准、数字标准”这一宏大工程。在此基础上，基于高速宽带网络，各行政管理部门，跨各省、市、县、乡、村，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在全国各地建设统一的纵向、横向相结合矩阵式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服务大数据中心”，并由国家直接垂直管理，实现可点对点、端对端的直接管理与服务，同时彻底改变国家原有的由各部门、各级地方诸多政府自行建设网络与信息系统的传统做法与管理体制，从而大幅降低国家行政管理与运行的成本及大幅提升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大幅提高国家“大数据”的透明度和对称性、精确性。例如，国家的统计工作从现行的由各级地方政府报送统计数据的方式应转变为基于“国家行政管理与服务大数据中心”的实时数据管理方式，以大幅提高国家对经济、产业、企业与社会的管理与服务的精确性、科学性，从而大幅提高国家的宏观决策能力及对“事件”的反应能力和可预测性；再如，医疗、医药、医保“三医”等关乎国家民生与国民服务的行行业业都应该基于“国家行政管理与服务大数据中心”的实时数据管理方式，对内对外实现互联网化、大数据化的管理与服务，最终实现数据管理与服务的双向透明化，以大幅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与大幅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和百姓的生活成本，来大幅提升国民对关乎民生各行各业的管理与服务的感受，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更舒心、更幸福。其实，诸如此类的“大数据”，哪些必须保护，哪些可以公开，既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又涉及百姓的隐私，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财富和核心价值，必须由国家意志和国民来共同管理、维护。显然，网络与信息、数据的“安全”未来必然会成为国家需要关注的头等大事。

其三，国家经济、产业管理体制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未来经济、产业活动的核心是互联网业、工业互联网业，网络服务必须是低成本的，网络的成本就是企业的成本、产业的成本、国家经济的成本、全社会的成本。而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又高度覆盖、复合制造业、服务业、软件业、金融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等多业态，因此，要改变、改革现有的行业、产业管理部门单一业态管控的行政体制，需要建立金融、保险、股票、证券、电信、服务等各行业、各产业统一联合、联席的经济与产业的管理体系与制度，同时需要控制好电信业提供的网络成本，国家要鼓励基于标准、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创新活动，要并行推动“+互联网”与“互联网+”两种新产业模式来大力发展以经营多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以应对美国等西方互联网巨头、产业巨头的竞争与挑战。不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未来的竞争都会是产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代表的是企业能力、产业能力、金融能力与国力的竞争，大家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促合作。经济政策的计划与市场两大因素需要依靠国家目标、任务与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实现高度的辩证统一。

其四，国企、央企的调整与改革。多少年来，国企、央企始终是我国制造业、工业的基础与能力的代表，是中国经济、产业核心价值的体现。今天，在全球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大潮下，国企、央企如果不能实现改革与改变，就有可能在未来沦落为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的加工业、装配业和低端服务业，不仅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还可能成为国家经济、产业发展的拖累。因此，中国的龙头国企、央企需要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通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创新，尽快转型发展成为以经营多产业生态核心价值为目标的“轻资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来大幅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跟上互联网经济时代的脉搏和要求。在现有国企、央企的管理体制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有级别、有任期，其必然倾向于短期业绩、短期行为，难以激励其制定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实施中长期的创新活动。而国企、央企转型发展成为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往往又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并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才可能实现，且风险性也相对较大。因此，国企、央企这次摧枯拉朽、脱胎换骨的改革与转型，仅仅依靠企业经营管理者自身的胆量与努力是很难实现和完成的，必须由国家的意志与中央政府的亲自决策和行动才可能完成。对于关乎国家核心、安全的技术与产业，其控股权应该以国有龙头企业为主体，同时要指导其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健康发展，最终形成以国有控股为主体，与民有、社会资本共存，来促进企业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机制。在企业管理上，可考虑引入职业经理人这样的法人治理结构，用现代企业制度保障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和各方股东的权益。

其五，国家教育、科技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未来国家、经济、产业、企业竞争的本质是高度的人力资源竞争，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教育体制改革，在培养“专才”的同时，要更多地培养跨多业态知识的复合人才；未来国家、经济、产业、企业竞争的核心是创新，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技术发展引领的将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而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产业模式和体系、机制的创新。国家的科技投入更应该关注基础科学的创新及核心技术的创新，而产业目标明确的创新要更多地依靠和鼓励企业来实现，对产业、企业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的关键技术创新活动应目标性强、针对性强。

总而言之，一切工作都需要考虑互联网、大数据因素的支撑与深度应用，“线下”的业务与“线上”的管理与服务需要高度融合与统一。

未来，一旦有了上述的良好基础，无论是制造企业与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相融合，实施“+互联网”模式，即让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嫁”给制造企业；还是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相融合，实施“互联网+”模式，即由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娶”了制造企业；都会让中国的核心、龙头企业发展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此时此刻，无论怎样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改革，国家都会得心应手，中国未来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改革的余地和裕度都会比较大。从产业形态看，今天是企业间的竞争；而未来则是以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企业为核心，是产业生态圈与产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

更进一步地说，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基础和能力调整好了、归正了，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然地就能大幅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依托服务业尽可能多地销售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大幅延展开来、可持续地健康成长，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就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对世界的影响就会越大。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投资业，也会随之提升并健康发展，越做越强。金融业随之会代替制造业，走上中国经济的主体地位，其地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让我国逐步转型成为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像支付宝、微信支付、小米支付这类基于大数据的效率更高的互联网金融业态的“概念”，就会逐步变为中国经济主体的现实，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主宰。

谁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雄心壮志，互联网与e立方经济发展理论必将成为改变中国经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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