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综合评估及对策

2015年3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明了“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1]。共建“一带一路”将是以中国“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对中国企业正常的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限制措施和众多审查的风险有所增加；大部分中国境外投资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存在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定，资源利用和开发争议增多，吸引投资政策变化较大等因素，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性增大；同时由于国际化竞争考虑不足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部分企业不甚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情况，处理不好与投资对象国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引发的海外投资风险逐年递增。因此“一带一路”投资需要适合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支撑[2]。

本文通过建立“一带一路”投资环境评估体系，客观评估“一带一路”的投资环境，为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

“投资环境”（Investment Environment）一词的产生始于“二战”后，国际跨国公司为寻找理想的投资区位，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普遍研究[3]。1968 年，美国学者伊西 · 特利法克和彼德 · 班廷在其文章“国际商业安排的概念构架”中最先提出“投资环境”的概念，使投资环境的研究上升至理论的高度。投资环境的定义很多，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所具备的外部条件，包括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4]；“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指工程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所必须的各项条件的综合”[5]。实际上，投资环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丰富的系统，包含了对投资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市场化程度、竞争状况、人力资源、信息渠道、资金融通、纳税负担、社会服务、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秩序、政治形势等这些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与因素，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6]。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对外投资环境评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评估方法主要有：“冷”“热”国对比分析法[7]、等级尺度法[8]、国家风险等级法[9]、多因素分析法和关键因素分析法[10]等。近年来，通过评估指数进行综合分析成为评估投资环境的主要研究方向，现有研究多致力于从该角度进行评估指标和方法合理化设置，如 KaufinannKraay 等[11]用 6 个指数测度投资环境；Goberman和 Shapiro[12]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治理基础指数、环境可持续指数、管制负担指数等角度多维评估投资环境。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将“一带一路”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划分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化水平、战略资源赋存度、政治环境、安全环境 6 个子模块进行评估。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准。交通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货运及出行的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交通服务系统；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否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信息化水平可以通过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反映，它是继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后反映信息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由包括资

源开发利用、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品与服务、信息化人力资源和信息化发展环境等 6 个方面的 20 项指标综合测算出来的。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信息时代的“国家智商”（NIQ）。战略资源是指对战争全局起重要作用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工资源的统称。战略资源的状况是由国家地理位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及质量、地形和地质结构以及能否合理开发、运输、储备、分配、消费等因素决定的。它是制定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依据。政治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大背景，比如说政府是否经常变更，政策是否经常变动等，是各种不同因素的综合反映。国家安全环境是指影响一个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外部情况和条件。这些情况和条件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地区性和周边性。安全环境反映了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状况，基本的着眼点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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