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综合评估及对策

2015年3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明了“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1]。共建“一带一路”将是以中国“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对中国企业正常的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限制措施和众多审查的风险有所增加；大部分中国境外投资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存在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定，资源利用和开发争议增多，吸引投资政策变化较大等因素，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性增大；同时由于国际化竞争考虑不足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部分企业不甚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情况，处理不好与投资对象国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引发的海外投资风险逐年递增。因此“一带一路”投资需要适合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支撑[2]。

本文通过建立“一带一路”投资环境评估体系，客观评估“一带一路”的投资环境，为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

“投资环境”（Investment Environment）一词的产生始于“二战”后，国际跨国公司为寻找理想的投资区位，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普遍研究[3]。1968 年，美国学者伊西 · 特利法克和彼德 · 班廷在其文章“国际商业安排的概念构架”中最先提出“投资环境”的概念，使投资环境的研究上升至理论的高度。投资环境的定义很多，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所具备的外部条件，包括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4]；“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指工程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所必须的各项条件的综合”[5]。实际上，投资环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丰富的系统，包含了对投资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市场化程度、竞争状况、人力资源、信息渠道、资金融通、纳税负担、社会服务、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秩序、政治形势等这些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与因素，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6]。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对外投资环境评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评估方法主要有：“冷”“热”国对比分析法[7]、等级尺度法[8]、国家风险等级法[9]、多因素分析法和关键因素分析法[10]等。近年来，通过评估指数进行综合分析成为评估投资环境的主要研究方向，现有研究多致力于从该角度进行评估指标和方法合理化设置，如 KaufinannKraay 等[11]用 6 个指数测度投资环境；Goberman和 Shapiro[12]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治理基础指数、环境可持续指数、管制负担指数等角度多维评估投资环境。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将“一带一路”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划分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化水平、战略资源赋存度、政治环境、安全环境 6 个子模块进行评估。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准。交通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货运及出行的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交通服务系统；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否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信息化水平可以通过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反映，它是继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后反映信息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由包括资

源开发利用、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品与服务、信息化人力资源和信息化发展环境等 6 个方面的 20 项指标综合测算出来的。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信息时代的“国家智商”（NIQ）。战略资源是指对战争全局起重要作用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工资源的统称。战略资源的状况是由国家地理位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及质量、地形和地质结构以及能否合理开发、运输、储备、分配、消费等因素决定的。它是制定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依据。政治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大背景，比如说政府是否经常变更，政策是否经常变动等，是各种不同因素的综合反映。国家安全环境是指影响一个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外部情况和条件。这些情况和条件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地区性和周边性。安全环境反映了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状况，基本的着眼点是国家利益。

2 投资环境综合评估

2.1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特点。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消费市场水平、进出口贸易水平 3 个大类指标的评价，2013 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主要包括俄罗斯、德国、沙特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伊朗发展水平较高；中亚国家（五国）存在中部凹陷现象，五国中除哈萨克斯坦外均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图 1）。

图 1 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2.2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评价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评估采用了公路、铁路、港口和航空 4 个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为《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4—2015》，评估前将各评价指标归一化到 1—10， 1 表示该项指标建设水平最低，10 表示该项指标建设水平最高。将各指标归一化结果按照海运 0.6、航空0.2、公路 0.1、铁路 0.1 的权重加权求和，得到最终评价结果，数值越小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低。“一带一路”南北国家高，中亚、东欧地区水平较低。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国家主要包括德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马来西亚；俄罗斯、西亚、东欧、南亚、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高；中亚五国、东欧国家和蒙古处于中等水平（图 2 ）。

图 2 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空间分布

2.3 信息化水平评价

信息化水平评估采用了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量和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量 2 项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将各国两组数据分别归一化到 1—10，求其平均值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水平的评估结果。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沿“一带一路”呈现西部高，东部低分布特征。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为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和部分东欧国家信息化水平较高；西亚、中亚和南亚地区信息化水平处于中等或低水平（图 3）。

图 3 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水平空间分布

2.4 战略资源赋存评价

对能源、耕地、森林、粮食和水 5 类资源进行评价，其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耕地面积、森林面积、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和石油剩余探明储量等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归一化后求均值，来判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战略资源总体的丰富程度。俄罗斯、东欧、中亚、中东地区国家战略资源赋存丰富。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战略资源赋存度最高的国家，且其赋存度指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哈萨克斯坦及东欧国家拥有较高的战略资源赋存度（图 4）。

图 4 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战略资源赋存度空间分布

2.5 政治环境评价

根据对政策指数、清廉指数和法治指数的评价结果进行加权求和，判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结果表明，西欧地区国家政治环境稳定，俄罗斯、中亚、东欧、东南亚地区为较稳定区域。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为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图 5）。

图 5 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环境态势空间分布

2.6 安全环境评价

选择 2014 年各国恐怖主义指数，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环境态势。安全环境国集中在欧洲、中亚区域；中亚、欧洲、蒙古总体上处于安全态势；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叙利亚、伊拉克、也门为不安全的国家（图 6）。

图 6 2014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环境态势空间分布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战略选择

基于“一带一路”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化水平、战略资源赋存度、政治环境、安全环境综合评价，应用专家德尔菲法确定权重，加权求和，权重分别为 0.2、0.15、0.15、0.2、0.15、0.15。将“一带一路”划分为优先投资区、重点投资区、潜力投资区和风险区（表 1 和图 7）。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战略优先国别

图 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战略区域空间分布

结果表明：俄罗斯、蒙古国、巴基斯坦、中亚五国和欧洲的德国、荷兰、意大利、匈牙利为优先投资区域，东欧国家、印度、伊朗等为重点投资区域。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策

（1）根据风险等级，按照“大国是重点，周边是首要”的原则，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大型企业与沿线国家对口部门联合开展基础科技支撑[13]和保障投资环境研究，成立“一带一路”资源环境与投资环境研究联合中心、启动“一带一路”跨国投资交流合作与人才计划，在综合研究投资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投资环境基础上，因地制宜分别开展沿线国家投资活动。

（2）积极依托“上合组织”等合作平台将“一带一路”与沿线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进行政策对接，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宏观环境。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加强同“一带一路”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交流沟通，探讨降低投资风险、解决纠纷的机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宏观环境。

（3）中国政府应积极与投资国签订或修订区域性的投资准入与保护协定，以确保中资企业在投资地区的合法权益与长远发展。重点从完善区域性促进相互投资的协定开始，至发展的成熟阶段设立日常性的协调工作机构，建立日常联动互动框架和投资安全保障，有利于“一带一路”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

（4）积极开展分国别法律政策研究，培养专门人才服务于跨国投资企业。国家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建立分国别法律政策研究机构，培养熟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法律政策的专门人才。熟悉掌握对象国与投资产业有关的法律、政策，及时掌握其政策动向，避免盲目投资。开展对象国的文化、风俗、宗教以及项目所在地区情进行调查和分析，评估其风险。

（5）投资者要加强与对象国政府主管部门沟通。主动征求和吸纳政府的意见和建议，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搞好与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关系，特别是慎重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确保企业持续经营。

（6）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应在投资前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投资计划，以避免盲目性。如果是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投资，应慎重选择合作伙伴和合作开发项目。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北京: 外交出版社，2015.

2 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38-544.

3 李俊杰. 投资环境研究述评. 人文地理, 2004, 19(5): 34-39.

4 厉以宁. 市场经济大辞典.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3: 439.

5 中国百科大辞典（第七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5383.

6 吴玉鸣. 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及综合评价方法.南都学坛, 2002, 22(2): 109-113.

7 Litvak I A, Banting P 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rrangement// Sethi S P, Sheth J N, eds.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Marketing Management(Vol3).Pacific Palisades: Goodyear Publishing, 1973: 85-95.

8 Robert B, Stobaugh. How to analyze foreign investment climate.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69, 48(5): 100-109.

9 Robock S H. Polit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71, (7-8): 6-20.

10 闵建蜀, 王慧炯, 李伯溪, 等. 中国的投资环境. 北京: 中国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1987.

11 Kaufmann D, Kraay A, Zoido-Lobaton P. Aggregating governance indicator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95.The World Bank ,1999.

12 GobermanS, D. Shapiro. 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World Development,2002, 30(11): 1899-1919.

13 李宇, 李泽红, 董锁成, 等. 关于制定“基础科技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计划”的思考.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5, 30(1):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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