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体制对工业可持续发展形成的制约

区域经济本身的内涵是不同区域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地域特色经济综合体。地方经济发展本应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及历史条件来规划经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型经济和重化工业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能源大省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在中国区域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存在 众多的重复投资，地方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指标，以土地、能源、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换取企业的投资。

一是地方政府不考虑自身的配套环境，以资源换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某些能源大省远离汽车配套中心，却以当地煤炭换取汽车厂商的投资；二是只要政策鼓励的行业，各地都会积极为企业创造条件，招商引资，如风电、多晶硅、机器人等行业；三是不顾整体市场，打造地方产业中心。

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投资考虑的往往只是因为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没有能力帮助企业销售产品，招商引资照顾到的主要是生产，市场本身的承受力往往被忽 略，重复建设难以避免。而在全球物流高度发达的今天，产品的市场半径越来越大，我们甚至可以把全球市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地方政府的鼓励客观上造成了 分散的生产与统一的全球市场之间的矛盾。

缺乏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决策机制与分配机制僵化

到目前为止，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被认为是最科学的制度模式。日本、韩国等跟随型工业国家的后发优势显然不仅仅在于技术承接上，他们同时承接了西方国家科学的 制度，形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在发展的初期，一个好的经理人就可能把企业带向阶段性的辉煌，但规模 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制度。

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企业的治理结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中国商用汽车中，规模最大的是福田汽车，但盈利最好的是江铃汽车；独立 自主品牌的乘用车企业中，奇瑞、比亚迪和吉利产能规模都很大，但盈利最好的却是长城汽车。表面上看，无论商用汽车还是国产乘用车，似乎盈利好的企业都是因 为产品结构，而背后反映出来的实质则是企业的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缺失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营效率。在混合经济模式下，一方面，政府资源倾向于垄断性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至今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依然严重受制 于大股东——国资委。一些地方国资委甚至指定企业的经营范围、干涉企业的分配制度，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其结果是企业分配制度与经营业绩不匹配， 优秀的人力资源流向分配更加合理的民营企业，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过度竞争与重复建设。

目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面临退休，许多优秀的企业没有形成管理人才选拔制度，国有企业靠政府“空降”干部，而私人企业依靠子女继承，给本来就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要素优势和国内基础建设的投资。目前，这两个拉动中国工业的重要驱动力都在减弱，中国工业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首先，近15年来，中国单个劳动力成本从15年前相当于美国的3%增加到现在的17%（如果加上劳动法要求的保险成本会更高），人民币升值33%，土地成本升值超过10倍，环境的宽容度越来越小，环境成本大幅上升，中国工业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模仿型发展模式遭遇挑战。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工业要素通过商品进行流动，贸易的结果是各种自然要素价格不断被拉平，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形成了更多的同质竞争，必须通 过变革与创新才能突破困局。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重工业发展都遭遇过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和环境对抗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引领的信息化 革命化解了世界产业转移给先行工业化国家带来的持续发展困局，金融创新进一步将先行工业化国家从竞争中解脱出来。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从轻工业-重工业-机 电一体-产业联盟（供应-客户链+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的升级模式。一方面，跟随和追赶型工业国家不断接近先行工业国家，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不断缩小；另 一方面，跟随型工业国家要素成本也不断接近先行工业国家，全球工业要素差距不断压缩。

其三，两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已经持续了将近200年，目前这种模式正在遭遇来自互联网和灵活供销模式的冲击，一成不变的大企业正在遭遇重资产 “规模不经济”的困扰，工业竞争力发展为从静态要素竞争到动态要素的竞争——体制机制与制度的竞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被视为美国“去工业化”的结 果，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再次对过度的金融创新提出警示，美国提出再工业化，近期欧洲制造业也出现恢复迹象。而与此同时，政府高度干预的日本、韩 国制造业正遭遇增长瓶颈，中国制造业也面临要素成本上涨等问题。

世界范围内完成工业化升级的国家只有欧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国家及地区，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拉美和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 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进入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当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 的矛盾集中爆发，发展中经济体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阶段，如果不能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停滞，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通 常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且工业仍然能够保持增长的国家才算度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

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汽车、房地产消费大幅增长，中国工业进入“起飞阶段”，到2012年人均GDP达到6094美元，在全球 185个国家中排名第84位，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典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人均GDP 3000~5000美元比较，中国处于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但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259美元时，中国快速增长的矛盾已经显现：人力成本上涨、 能源及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外部需求放缓、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2009年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化解了经济发展的短期矛盾，使得短期内经济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一般而言，工业产业具有很强的内循环放大功效。同时，由于重型工业产品兼有生产资料和投资品属性的双重属性，导致的经济快速上升周期的需求 也具有强烈的放大功能，使短期内国内重工业出现了异常的繁荣。其代价是中国工业增长的矛盾更加尖锐：人工队伍稳定性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稳定，人力、土地成本 大幅上涨，集中释放的产能与日益变化的需求不匹配，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市场需求下降，中国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经济模式已经遭遇瓶颈。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上工业化国家被公认取得成功的模式有3种：美国、英国的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日本、法国、韩国的行政管理导向市场经济体制；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英国和美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导型国家，其自由市场经济表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但高度竞争与经济波动导致企业的稳定性容易受到挑战，员工的流动性 也较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工业发展都是强势政府推动的结果。其中，法国、韩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科技资源，主要支持对象是大企业；德国和日本的社会 化表现在工业企业与制造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的大企业股东来自银行，而日本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主办银行”的关系，终端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形成稳定 的股东关系。历史经验表明，稳定的社会关系对于开发周期较长、需要系统性工程的传统工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德国、日本在机械制造、耐用消费 品、电气电子工程、汽车、化工和精密工程方面都因为这种稳定的制度表现出了巨大的竞争力。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被誉为“新经济”的创新更 多体现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德国、日本过去的模式开始表现出与美国创新能力的差距，两国也开始调整创新机制，资源逐渐向中小企业倾斜。

工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双轨制下的人才流动不利于中国工业产品的稳定性和品质；而国有体制的任期制与“大锅饭”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政府与企业之间定位模糊以及大企业掌控的大量的社会资源滋生腐败。现有体制机制使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