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体制对工业可持续发展形成的制约

2011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大规模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钢铁、水泥、商用汽车、挖掘机、机床、船舶等行业实际产能利用率下降至 70%以下，重型工业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一些中小企业难以为继，行业重组在所难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资源配置粗放，国有资产出现“规模不经济”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大企业形成的过程是企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就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国有工业集团， 但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集中与规模，而非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国有企业的重组主要在原有的重工业体系和国有垄断行业展开。根据国有资产的 参与程度，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三类。

资源配置粗放，国有资产出现“规模不经济”

第一类，市场主导型行业。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形成，市场选择了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轻工业产品，市场改变了轻重工业结构失衡的格局，外资企业、私人企业 得到快速成长，形成了市场主导的体制。到2011年，国有企业占全部80738家轻工企业的2.85%，总资产规模占比19.46%，创造16.92%的 利润，国有企业比重已经很小。

第二类是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主导的领域。包括钢铁、通用机械、专用机械和船舶制造领域等重工业体系，这些领域基本上没有行业进入门槛，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共 同竞争。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体制机制不同，国有企业更加追求市场规模和行业地位而非经济地位，导致行业过度竞争，产能严重过剩，出现“规模不经济”的 现象。8.13%的中国重工业企业占据49.71%的资产，创造了25.03%的利润。

第三类是国有垄断性行业，如石油石化、航空航天、铁路装备。其中，石油、煤炭等能源企业中，13.15%的国有企业占据83.11%的资产总额，创造了 72.71%的利润。这些行业依然设置了严格的进入门槛，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军工体系至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成本加成定价体系，在垄断和国家预算 环境下，军工企业实际经营目标必然是成本最大化。

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有企业改制伴随着房地产与基础建设的高速发展，其结果是满足投资需求的重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并导致了全社会、全行业的产能过剩。无论国有体制在竞争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规模扩张还是在垄断领域中的创新不足和资源低效利用，实际上都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正常情况下，市场竞争一定会导致工业企业通过扩张规模来及时满足客户需求，占领市场份额，并因此收获规模经济效益。但企业的规模是有边界的，当产能利用率低于80%时，企业的规模可能出现不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高涨  市场调节机制弱化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路径是备战时期的选择，前苏联援建项目是一个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重工业主导型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是中国对工业化的第二次选择，重 心是向优先满足人们吃穿基本需求的轻工业倾斜，但由于发展路径的选择——投资拉动型和国有企业规模建设型改制，导致了以国内投资为主导的重工业短时间内集 中爆发式增长，客观上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公平竞争的意义在于经济波动中市场自身不断寻求平衡。无论是先导型还是跟随型国家，当本国经济进入重工业化发展高峰期后，都会遭遇过度竞争、产能过剩、环 境问题等增长瓶颈。处于高度市场化的工业国家具有产业整合的公平环境，在经济低迷时优胜劣汰。在中国，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扩大，银行和政府被规模较大的企 业所“绑架”，企业很难因经营不善退出市场，行业整合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调节机制被严重弱化。

发达国家的工业经历了从分散竞争到集团化竞争的过程，虽然这些大型集团企业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是依靠竞争形成的，具有强健的肌 体和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国有大型企业是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成长起来的，仅有规模而缺乏市场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以政府式的管理模式和考核模式使得 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行为短期化，不愿意投入回收周期漫长的研发费用，导致制造能力强、研发能力弱，当本国经济重工业发展放缓时，本国剩余资本没 有能力实现快速溢出，也没有一个比中国更大的市场可以承接大量的剩余产能。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被寄希望于继续释放“改革红利”，通过制度改革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规模小，改革符合帕累托最优原理。现在，国有企业网络到更多的资源并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

“诸侯经济”下分散产能与统一市场不匹配

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在本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积累了区域规划与统一市场之间不匹配的矛盾。

“诸侯经济”下分散产能与统一市场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