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再工业化障碍：成本偏高 既得利益掣肘

回归的基础

虽然让欧美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但金融危机却使政府认识到忽视制造业发展的危害，制造业也算因祸得福，得到了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国家人力成本上升也给欧美制造业回流带来了机遇。

美国咨询公司AlixPartners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中国工人工资增长了30%，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5%，运费平均上升了5%。

去年，英国纸品生产商Filofax公司将50万套记事本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英国爱丁堡南部的达尔基斯。给出的理由便是：中国工人工资快速上涨，如果将运输成本和交货时间等因素均计算在内，在英国与在中国生产成本的差距已大幅度缩小。

更重要的是，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科研、设计、创新方面的优势使它很有希望在制造业细分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

以汽车业为例，尽管英国多个汽车品牌已经易主他国，但这些汽车的设计和生产仍然在英国进行，并已从传统制造形态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变，例如技术和设计创新。

此外，在节能技术方面，英国汽车业也享有盛名。去年英国新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2.7%至每公里133.1克，为过去10年来最低碳排放水平。在欧洲汽车业普遍萎缩的情况下，英国一枝独秀，新车登记量增长5.3%至204万辆，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再者，英国中小企业数量庞大，不少企业依靠个别专利设计就能在其所属的细分市场上占据庞大市场份额。这些企业或许不像世界500强那样声名鹊起，但是在业内却都是赫赫有名。例如，欧洲最大油气业阀门制造商OliverValves起家之初，就是其创始人设计了一种防泄漏能力极强的阀门，它的第一笔订单来自中国一家合成气炼厂，第二个客户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天然气集团,如今这家私企已走过30个年头。

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芯片设计商ARM控股公司也是一个成功范例。ARM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优秀的商业模式，它本身不生产芯片，而是进行芯片设计，然后将技术知识产权授权半导体公司，后者每生产一个ARM设计的芯片，就要向其缴纳一定的版税。目前全球95%以上的手机以及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子设备都在使用ARM技术。金融危机以来，ARM业绩非减反增，成为伦敦股市上的热门蓝筹股。

专家认为，虽然欧洲普遍出现了制造业衰落的现象，但是从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品牌、具有前瞻性的环保要素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仍然十分强劲，其工业部门获得的附加值也具有全球最高水平。此外，欧盟还掌握着接近50%的全球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这些因素都是欧洲“再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回流假象

制造业回流似乎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数据显示，与2010年1月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阶段性低点的1150万相比，美国制造业在此轮经济复苏期内已经增加了约50万个就业岗位。

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像数据表现的那般乐观。

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上述制造业岗位与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创造的约580万相比，约为9%，这与制造业岗位占美国就业岗位总数9%的比例基本相符，而制造业在此轮经济衰退中大幅裁员226万人，占到制造业总雇员人数的约20%，远超过制造业在美国雇员总数中的比重，因而并不能由此判断美国制造业迎来了“第二春”。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看，美国就业岗位的回流更多是出于成本驱动，而非新产业驱动。因此不少专家认为，岗位回流这可能只是阶段性趋势，尚难成为洪流，因为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工人时薪已经高达约20美元，超过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约两成，因此美国的制造业岗位难以大幅提升。

有业内人士测算，惠而浦在中国的用工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约四分之一。因此，其美国重新设厂的象征意义似乎大于实质意义。而且从已有案例来看，在美国设厂往往是几十人的小规模工厂，大规模的生产依旧是在劳动力更便宜、更具有灵活性的亚洲国家。

“制造业岗位回流不会成为潮水般的趋势，亚洲已经不是当仁不让的唯一选择。”美国制造商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联盟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梅克斯特罗思谈到。

卡茨的观点更加明确，在他看来，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损失的700多万就业岗位很难全部回流美国，预计美国在未来只能增加200万～3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政治障碍

索林德拉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是奥巴马政府首批给予贷款担保的能源企业之一，曾被奥巴马政府称为创造绿色能源就业的“典范”。然而，该公司却在2011年8月底由于经营不善而宣布破产，1100名员工失业。

在2012年大选临近之际，共和党将此事件放大，指责奥巴马政府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仓促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导致纳税人遭受损失。受此牵连，新能源规划、智能电网、后碳时代这些未来经济发展的亮点在美国去年的大选期间都成了政治忌语。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在去年提出进行企业所得税改革，试图将制造业企业的最高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低到25%，以此来吸引制造业岗位回流，但是美国国会至今没有对此进行审议。根据以往的经验，任何重大税收改革势必要与美国两党发生冲突的政府预算等议题挂钩。

“美国目前的这种状况，可能会把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机遇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达雷尔·韦斯特不无担心地表示。

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许多振兴制造业的规划，但大多是指导性的，而非具有行政强制性的计划。

卡茨就评价说，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形成对扶持制造业振兴的全面战略，联邦政府对于制造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执行和制造业有关政策的是商务部、劳工部、能源部等多个联邦政府部门，从而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美国联邦政府应当制定扶持制造业振兴的系统化战略。

本刊记者在弗吉尼亚等州采访时了解到，虽然美国希望能尽快提高清洁能源占全美发电量的比重，而电力企业也在向民众努力推广太阳能电力的入户工作，但进展并不顺利。不仅遭遇到政府补助不足、传统能源具有更大价格优势等瓶颈，而且智能电网建设也遭遇到地方政府不配合的尴尬。

不过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发展计划也与较为重视传统石化能源发展的共和党阵营存在较大冲突。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市长格雷格·菲舍尔指出，由于政治机制使然，当前的美国无法静下心来讨论如何向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工业强国学习，而整天都在忙于解决“财政悬崖”之类自导自演的短期挑战，这使得美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

事实上，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往往需要较长的培育期，美国当前的政治机制并没有给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摸爬滚打的条件。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的国会选举、四年举行一次的总统大选，会使得美国很多议员将注意力都放在超短期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任职时间内为自己连任创造得分点。近几十年来党派观念日益浓厚的华盛顿政治现状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税收等经济议题上分歧明显，而美国几乎所有大型国家工程的预算和税收议题又必须经过国会审批，因而导致效率迟缓，索林德拉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