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永伟：经济改革与产业升级

【第一工程机械网 独家报道】2014年10月28—30日，2014中国工程机械营销&后市场大会在苏州召开，大会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代理商工作委员会及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维修及再制造分会主办，江苏天恒伟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承办，现代重工特别支持。本次大会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次打通营销与后市场产业链条，让制造商、代理商、技术服务商和用户跨界互联、无碍交流，汇聚各方资源优势、思维优势，以期实现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工程机械第十二届营销高峰论坛、2014 中国工程机械后市场发展论坛、2014 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年会及201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维修及再制造分会年会于同期举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先生进行了题目为《经济改革与产业升级》的精彩演讲，以下为发言实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先生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型领域，目前经济调整的阶段如何理解制造业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的主题是新常态，这个词在今年5月份中央才明确提出来，但是新常态到底是什么内容，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工程机械行业这么早的时间来对新常态对接，相信我们是更加市场化，对外部环境特别是对政策环境更加敏感的一个行业。或者说政策大调整的时候，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工程机械行业。今天，我的演讲从以下三方面内容展开，一是对当前形势格局的研究分析，第二是对一些重点改革的分析，第三是谈谈工程机械产业的问题。

为什么提出新常态？新常态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直到现在这个词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的领域中，还是很有争议，一个很明显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新常态，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进入新常态之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很有可能又回归到高速增长的阶段。中低速增长不一定是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一个经济发展方向，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在政策制定的领域中非常多。那么新常态另外一种表达，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下台阶的阶段，凭什么说中国经济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进入下行的阶段，依据何在？争论是巨大的。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依据，日本基本上在30、40年或者说半个世纪的长中期中，经济三个阶段是高增长、中速增长，一直到低速增长，现在是相对低速的发展阶段。韩国基本上和我们差不多，已经走过了高阶段，现在进入了中期发展阶段。德国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发展趋势。经济要不断地按照阶段性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有了大的回升，但是从2010年开始下行，基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趋势性的，所以有这样的判断之后，做产业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背景，那就是说我们不能期望再回归到一个非常规的高增长的情况，即通过外部环境的改善释放更大的空间，让已有的产能得到稀释，这样的一种增长格局基本上可能性越来越小。

经济将下行，听上去很消极，但实际上即使我们进入到一个低速或者中低速增长的阶段，中国也是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体，市场容量也是足够的。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内涵，就是中国不但具备了世界第一集团的经济规模，同时也慢慢具备了一些领先性的竞争力，已经有了一定的质量支撑，竞争力的支撑，这也决定了在新常态下，就可以对走规模扩张的经济发展的途径进行调整。过去只能靠规模，过去经济下行了，只能靠拉动投资拉动需求，因为质量还不行，现在来看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支撑，有些产业的抗波动周期调整的能力已经比较强了，中国应该可以告别靠规模扩张的发展路径。美国经济学家判断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一了，这个我们没有承认，中国还是发展非常平衡的一个国家，只承认我们是第二或者是第三，但不是第一。当成为第一的话，我们会做出重大的对外政策调整，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向美国证明不是第一，是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制造业，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德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品的制造国。

有了制造之后，能够支撑领先的就是资本的能力，汇丰银行认为从2014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流出国，过去我们靠吸引外资，但是我们现在也吸引外资也加大投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又是有庞大投资能力的大国。这个时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来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现在面临转型升级，过去转不动，过去也不太敢转，稍微做大的调整，一些产业受到的影响太大，进而影响就业，影响一些地方的税收等等，这是过去在转型上面临最大的问题。现在从大格局看，这步棋可以坚定走下去，很多企业具有比较强的抗逆性，这是支撑我们在新常态下实现成功转型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

新常态从转型的角度来说，对一些产业升级也是痛苦的过程，要适应新常态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怎么去适应转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第三个就是新常态的可达性，新常态中国要转型，中国处在极端的转换期，但是这种转换有边界，会不会马上到日本和美国的低增长，要看我们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我们一些失衡的条件，当制约发展的条件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就要做出一些选择。这种外部性的失衡的因素是什么？如环境问题，大家试想一下，一种选择是未来3到5年仍然选择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8%，但是环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是恶化。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讲，必须优先来解决环境失衡的问题，3到5年的时间给老百姓一个交待，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承担一个低于过去7%的增长速度。还有一种选择我们可以排除掉，就是保持较高的增长还能解决环保问题，现在看来，这种兼顾型的发展思路很难实现，这几年我们一直试图这样做，但是很难做到。当面临选择的时候，决策者是如何选择的？

这就是新常态的第三个内容，要把解决失衡的问题，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这就是结构性的调整。这种结构性有优先次序，解决失衡和保持增长有交集，但是也有交错。未来几年，矛盾的焦点可能是在解决失衡上，而不是在调整增速的大的变化上。从12%的增速到7.5%，失业没有增加，这个数据对决策层来讲是最关键的信息，掉了4个百分点，失业率没有太大增加。这是第三个新常态的内容，要解决失衡为先。

责任编辑：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