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否认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

货币超发是幕后黑手？

那么，货币超发究竟是不是通货膨胀的“幕后推手”？有一组数据：1990年1月至2009年12月，CPI的月平均值为4.81%。如果今天你是一名百万富翁，你现在的购买力还不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万元户”。

在经济学上，通常用广义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M2/GDP)的比例，来说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量化比例关系，反映一个经济体金融深化的程度。M2/GDP越大，货币超发就越严重。截至2012年，中国M2/GDP=97.42万亿元/51.93万亿元=1.88；美国M2/GDP=10.04万亿美元/15.81万亿美元=0.64。

“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至少从目前来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尽管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经济阶段，2003年有非典，2008年有全球金融危机等状况，但总体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对于M2的把握还是相当不错的。”周小川进一步指出，“中国不是最高的，日本比我们更高，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比我们要高。这些高的国家是不是会产生很高的通胀呢？也不见得。因为日本迄今还在担心通货紧缩。”

周小川给出一些思路，他说，“要注意到通常储蓄率高的国家M2也比较高。中国的储蓄率在全球来讲相对比较高，本来亚洲的储蓄率就是高的，而中国在亚洲国家中也是高的。如果今后能够控制M2的增长率，将其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就不会导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所以M2的总量和‘堰塞湖’不是一回事。”

存量货币是物价高的主因

“存量货币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原因。”华民说，“规模过大的货币存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比如高通[微博]胀、资产价格泡沫或资金外流、境外热钱和套利资本流入等。过去一段时间，我国M2余额同比增长保持在15%-16%之间，确实是比较高的数字。”

存量货币的供给源于储蓄(储备)，并且取决于央行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在封闭经济中，存量货币的供给数量与央行基准利率负相关，但在开放经济中，这种因果关系则是不确定的。流量货币的供给通常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来源是各种各样的市场行为主体，在开放经济下，流量货币的供给数量与央行基准利率正相关。

“央行越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存量货币的供给，在市场对货币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有货币供给能力的行为主体就会在高利率的激励下去创造更多的流量货币，即时下人们所说的流动性。”华民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外生货币M0的供给年均同比增长在15%左右，内生货币M2的供给年均同比增长率则更快，与M0相比平均要高出3个以上百分点。”

根据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货膨胀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已。但是，在华民看来，只要稍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导致这一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外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上紧缩性的产业政策和劳动政策再加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上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在导致境外套利资本大量流入的同时，又迫使沉淀在产业领域的固定资本纷纷变现，结果，在外生性货币供给和内生性货币供给双双增加的推动下，使得一般物价水平不断走高。

“由此可见，本次通货膨胀与消费需求基本上没有关系。事实也告诉我们，居民消费的增长远比GDP增长和物价上涨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消费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也一直徘徊不前，甚至还有逐渐下滑的趋势。所以，本次通胀绝对不属于需求拉动型的。”华民说。

寻找通胀与经济的平衡点

孙立坚则提出了自己的担心：“2月CPI同比增长3.2%，打破了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可能会引发一部分企业调整商品价格；此外，新一轮城镇化带来了投资需求的反弹，也会对物价总体水平有所影响。”

“在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显现，我们必须在通胀与经济增长中找到政策的平衡。”中欧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利用美元‘透支’全球经济，‘绑架’全球货币，我们必须制定战略，在金融资本配置中占据主导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二三十年里，人们仍习惯性地称“美元”为“美金”。而这几年，再难听到“美金”的说法了。美元不过就是美元，币值再不如黄金一样稳定可靠。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要货币发行国都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9月以来，美国已连续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孙立坚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势必影响全球经济，流动性泛滥的后果也必然会波及其他国家。”

从历史上看，美元历次大规模的超发均给全球美元持有者带来灾难性后果。尼克松时代，美国财长康纳利有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美元可以流通至全球各个角落，而人民币“出海”仍不成规模，在国内凝聚起来的货币存量无疑加剧了国内经济运行的风险。

三问：如何缓解通货膨胀

降息是缓解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方法

“降息是缓解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方法。”在华民看来，“央行可以通过降息进一步平衡中外息差，从而引流境外热钱和套利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也可以让产业资本获得更好的贷款利率，从而让资本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食品与房价是通胀风向标

从现实情况看，有两类产品的价格，在物价上涨中起着风向标式的作用。一个是食品和基本公共品(包括水、电、气油等)，因为其公共性的特征和普遍需要的特性，对老百姓生活有着基础性影响。

“道理很简单，食品和基本公共品是刚性需求，货币最容易往那里跑，只要这一类产品的价格一涨，其他商品的物价就会跟着涨。”华民说，“与此同时，通过消费这些基本公共品而生产出来的商品，链条越长、环节越多，其价格传导效应就越大，结果就导致商品价格涨得更快、更高。反之，基本公共品不涨，其他物价涨势就不那么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稳住物价。”

另一方面，房价上涨的预期也可能是今年最大的通胀风险。中国指数研究院[微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00个重点监测的城市新建住宅均价连续9个月环比上涨。虽然政府决策层近期连续出手控房价(包括新“国五条”)，不过短期内房价降温效应尚未显现。

货币政策保持平稳

“货币政策应该是适度从紧的，央行可能会加大正回购力度。如果外汇占款继续增加，不排除提高存准率。”财经评论人余丰慧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此，周小川依然是“稳”字当头。他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为四项目标共同服务的，第一是保持低通胀，第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是促进就业，第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四个目标有时候相互之间会存在不一致，需要权衡。不能为了实现一个目标，牺牲别的目标。

信贷政策——同样“稳”字当头，周小川表示，2013年，还会继续保持信贷的平稳增长。除了在应对金融危机高峰期会有一些特殊的政策，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强调货币政策要保持平稳。如果观察中国信贷增长的指标，除了“特殊时期”外，总体来讲都是保持平稳增长。

“实际上，控制通胀是老百姓长期的需求。因而政府行政手段的介入点，不应在价格本身，而应在改进市场规则、防止过度投机等方面。”孙立坚进一步分析，“应对引发通货膨胀的不同原因，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以输入型通胀为例，孙立坚指出，在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政府应该对欧美国家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提出批评，并考虑多元化资源储备，增加库存资源的市场投放。他告诉记者，“我国的库存资源大多掌握在国企、央企手中，在市场需要他们作出‘牺牲’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起到平滑全球资源价格的作用，反而从中‘牟利’。对此，政府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打破行业垄断，尤其是资源型行业的垄断。”

除此之外，孙立坚建议：“努力确保供给渠道，并及时动用战略储备增加对市场的供给，并打击金融资本绑架资源类商品的投机行为。通过有效的价格控制来缓解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强化问题。对于最近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所引起的大宗商品和农产品(5.45,0.02,0.37%)价格的暴涨，则应该呼吁国际监管部门和相关国家监管部门投入及时的调查，并对发现的投机行为实施严厉的制裁。”

责任编辑：L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