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谈宏观经济:继续实施现行货币政策

2012/11/09 11:52东方早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当日下午,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对中外记者开放。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一众财经高官透露出诸多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最新信号。

对于在2100点上下徘徊的股市,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则称,“当前中国加快资本市场建设面临有利条件,如经济企稳、消费和投资增速提升等,不讳言资本市场存在一些问题,但要保持信心,中国资本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阶段,为投资者带来稳定回报。”

“今年GDP增7.5%没问题”

面对备受关注的经济形势问题,周小川昨日称,三季度,特别是9月份,经济呈现缓中趋稳的迹象,但由于美国财政悬崖问题逼近,而且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依然持续,中国经济仍面临不确定性。综合考虑外部风险和眼下经济呈现改善迹象,明年中国很可能继续实施现行货币政策。

央行副行长易纲的观点要比周小川的旗帜鲜明得多。易纲称,从经济回升的势头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肯定会超过7.5%的官方目标。

“明显可以看出,第四季度以来经济有走强的迹象,各方面需求还是很好的,相信今年增长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官方目标是7.5%,肯定会在7.5%以上。”易纲说。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7.4%,是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按照既定安排,10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将从今天起揭晓。

具体到政策上,易纲表示,现在的政策是适当的,央行还会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他还表示,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信贷投放和过度投资现象不太可能重现,还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易纲还称,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很好,全年通货膨胀率可能在2%-3%,远低于4%的调控目标。

身为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易纲昨日还谈到了人民币的问题。他否认了市场上有关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将会扩大以及中国央行即将放松政策的传言,并称“近来跨境资金流动正常,热钱流入风险可控”。

截至昨日,人民币已经11个交易日内10次触及涨停板。

“四季度将保持稳定”

金融形势也是各方关注的要点。对此,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及工行、中行、交行三位国有大行行长昨日均做出相关的回应。

尚福林称,银行系统面临的房地产贷款风险是可控的,预计此类贷款不会出现大规模违约。尚福林同时表示,整体上看,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也没有进一步扩大,整体上风险是可控的。

但尚福林也透露,仍然需要抓紧研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的机制,把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建立管理规范、运行安全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机制。

具体到银行层面,工行行长杨凯生称,该行四季度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预计将保持稳定,而净息差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中行行长李礼辉昨日也说,“中行到9月末不良贷款较去年还是下降的,第四季度应该会比较平稳,同样不会有大的问题。”

李礼辉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贷款质量存在一些波动,但依然处在非常好的区间。由于经济正在企稳,明年可能进一步改善,贷款质量应该随之有所提高。

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昨日则重点提及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影响。胡怀邦坦言,由于央行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净利差将会受到影响。

责任编辑: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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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上涨过快 央行会如何出手? 央行行长周小川答记者问时表示:控制房价不在货币政策,而重在结构性信贷[详细]2013-03-14 09:50

周小川:经济复苏又不承担成本不现实

格林斯潘曾将货币政策视为一门艺术,而毁其英名的金融危机却表明,专业判断和视野胆识,恐怕是央行行长更加需要的质素。作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成方街32号度过的过往十年,正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1577.60,2.50,0.16%)时期。和经济总量迅速成长相平行的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12年接近GDP的1.9倍,2013年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亦已成定局。基于此,在一些公共空间,“货币超发”的担忧开始弥漫。 在繁忙的“两会”期间,新任政协委员的周小川再次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这一次,他深度解疑释惑牵动人心的M2,坦率回应专业人士和大众百姓的共同关切。 周小川表示,2013年13%的M2增速预测值,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这和历史规律是一致的。而过往10年中国M2/GDP有所提高,在他看来,虽然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但确实反映了中国经济金融结构中储蓄率过高、直接融资发展不足、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现实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来逐步解决。 针对2009年刺激经济复苏的货币政策剂量是否过度这一质疑,周小川回应,总体来讲,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刺激政策应对危机的成效相当不错,按照国际社会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尤其是在强劲方面,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表现最好的。 他也坦陈,现在回头看,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但也不要当事后诸葛亮。当时国际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波三折,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判断和决策的难度都很大。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承前,启后。“两会”后的中国经济将迎来增长、转型和改革的更多挑战。放眼未来,人们有理由怀有更多期待。 独家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解疑释惑M2 第一财经日报:若不出意料,2013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将突破100万亿元。从2002年初的16万亿,到100万亿,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有人认为,这是严重的货币超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小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表明,在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的前提下,M2增长速度与名义GDP增长速度相匹配或略高一些。为什么会略高一些呢?主要是我国处于市场化转轨时期,货币化进程加快,一些产品从计划经济下的直接实物分配转变为货币化交易,其中土地、房产等的货币化更为突出。资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包括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等,以及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也增加了货币需求。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货币化进程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速度快,所需要的货币支持会更多一些。2013年,我国GDP增长目标定为7.5%,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M2预期增长目标定为13%左右,这与M2增速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的历史规律是一致的。 2012年,我国名义GDP是2002年的4.5倍,M2余额是2002年的5倍,M2增长速度也大体符合上述规律。这还包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期间,由于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扩大的货币供应量。在正常的年份,M2的增长速度会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更加接近。 日报:相比M2增速,大家近来关注M2/GDP这个指标,今年春节前后这个话题就讨论得比较多。2002年,这个指标是154%,2012年上升到188%,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 周小川:M2是从银行的各类存款统计出来的。一个国家如果总储蓄率高,M2数量就会大。亚洲国家的M2与GDP之比就普遍较高,这与亚洲国家的储蓄率高有关。M2多也与间接融资比重大有关,由于间接融资表现为经由银行存款,这导致间接融资比重大的经济体M2与GDP之比通常比较高。我国总储蓄约是GDP的50%,其中家庭储蓄率超过30%,远远超过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比亚洲的平均水平高出一截。近十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发展得不错,但融资功能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几次反复,平均增速低于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仍然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融资渠道,这必然使得M2与GDP之比相对较高。 此外,不同国家M2口径所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有的差异还相当大,比较下来看,我国M2的口径相对较大。 IMF使用的另一种国际比较是用金融总资产与GDP的比率,金融总资产是银行总资产加上公开发行的债券总市值及股票总市值。根据IMF对2011年的计算得出世界平均水平为366%,其中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分别为424%、449%、784%和540%,平均水平为476%;亚洲四小龙平均水平为544%多;我国为303%,其中银行总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3/4,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主要原因来自直接融资尚发展不足。 日报:有人认为M2/GDP是衡量金融深化的主要指标,也有人认为是货币超发的表现。你怎么看? 周小川:就M2/GDP这一指标的含义而言,存在不同的解释,有人用它来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的程度,但似乎不太说明问题,不太好用。有的国家M2/GDP非常低,是由于金融体系连基本的存贷款业务都未能充分提供;有的国家M2/GDP偏低,可能反映间接融资较多地让位于直接融资。 近年来我国M2/GDP有所提高,虽然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但确实反映了我国经济金融结构存在一些问题,如储蓄率过高,直接融资发展不足,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改变。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这会使M2/GDP适当降下来,当然这有可能需要一个中长期的渐进过程。 日报:2009年是个特例,当年M2增速超过名义GDP增速达18个百分点。很多人认为这会造成经济金融的风险隐患。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判断?2009年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的剂量是否过大? 周小川:2008年四季度,全球经济显著下滑,正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过去五年,我们是在持续应对国际金融问题严重冲击中走过来的。这场危机来势之猛、扩散之快、影响之深,百年罕见”,中国经济增速在这个季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9年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6.2%,信心严重受损,预期普遍悲观。如果没有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GDP增速可能会继续下降4个百分点,那就是接近零增长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M2在2009年和2010年也增长得比较快。对于经济刺激计划,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持续低迷的严峻挑战,中央科学判断、果断决策,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避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因巨大的外部冲击而出现大的波折”。应该说,我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成绩突出,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许多国家对此很羡慕。 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利有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是如此。党中央、国务院在决定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充分讨论过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到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经济尽快企稳回升,但随后会给物价、债务可持续性、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产生代价、造成压力。评价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历史阶段综合来看,不能只想在危机时尽快复苏,复苏成功了以后又不愿意承担由其产生的成本,这是不现实的。 应对突发性危机时,刺激政策力度究竟要多大,是很难事前在数量上进行科学测算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信心,而信心危机的传染性极强,应对政策如力度不大的话就很难制止信心崩溃。所以,面对严重冲击时,刺激政策的力度宁肯大一些,以便稳住信心。为防止副作用过大、成本过高,在制止住信心崩溃、复苏有所启动时,应适度调整力度,及时退出刺激政策。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根据宏观经济走势的变化,我们及时调整政策力度,适时退出刺激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刺激政策可能力度不够,经济复苏情况不理想,事后还得进一步加大力度。 总体来讲,我国应对危机的成效相当不错,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日报:在经济开始复苏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如何适时退出的? 周小川:我国经济刚刚企稳时就开始讨论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人民银行当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适时退出。特别是看到财政政策的刚性较强,有些已启动的项目要做完,家电下乡等政策也有承诺的阶段性,相比之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要大一些,可及时退出。 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2009年后半期开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对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逐步收缩。2010年夏天,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开始酝酿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货币政策的提法,明确了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并写入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操作上,强调提升政策灵活性,注重处理好速度、结构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引导货币信贷条件回归常态。正是因为这样,我国通货膨胀事后虽升高但未冲得过高,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是情况较好的。另外,经济企稳回升后,我国在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也加大了力度。 现在回头看,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但也不要当事后诸葛亮。当时国际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波三折,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在2010年又演变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财政封顶”等,分析判断和决策的难度都很大。 总体看,多数宏观政策是有利有弊,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可以回顾总结我们过去在危机应对方面的经验和不足,为的是下一步在分析、判断和决策上更科学,更好地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日报: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如果用这个框架来衡量,如何评价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周小川:《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是国际社会在总结危机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强劲的角度看,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好的。五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显著高于同期全球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从平衡的角度看,经济结构调整的改进效果比较明显,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经由2007年的10.1%下降到2012年的2.6%。在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方面,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结构调整并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中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为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防止金融市场再次出现类似的危机,G20、FSB、BIS等提出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纠正“大而不能倒”的现象、提高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等。在这几个方面,我们启动较早,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有一定差距,要继续做好。  从国际组织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及G20组织的对“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的同行评议来看,仍有一些有差距的方面。我认为,不管别人怎么看,更重要的是自己怎么看,党中央、国务院对成绩和问题历来是很冷静的,主动提出了我国经济中有“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某些问题。目前,我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表明,总储蓄率仍然偏高,家庭消费在GDP支出中的比重相对偏低,服务业在GDP生产中的比重偏低,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还有待巩固,金融市场结构和开放度有待改进,等等。总之,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和宏观经济政策优化方面仍有众多挑战,任务艰巨,等着我们去应对,特别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去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详细]2013-03-08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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