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厦工》之大勇若怯第二节：1964首台任务

那时，对于装载机这个全新的事物，国人对其知之甚少，亲眼见过这种机械的人寥寥无几。而颇有远见的李克忠曾在两年前就已派遣唐加容、陈启鸿（原厦工总工程师）等技术骨干远赴东欧的工程机械展会参观学习。或许，那时在李克忠的脑海里已经绘制出一幅有关装载机的蓝图。

那一年，厦工人在异国他乡第一次见到了装载机。因此，他们也算有些底气。

当年的农历正月初七，厦工一行8人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其中，4名技术员，4位老师傅，包括陈启鸿、唐加容。时至今日，陈启鸿依然清晰地记得，那趟火车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当时的他们也许无法意识到，这段稍显漫长的北上之行为后来中国的装备工业开启了一个叫做工程机械的时代。

1964年国庆前夕，对于那台日本装载机的测绘工作宣告完成。厦工主要负责了拆解、测量、绘图工作，陈启鸿任该项目设计师。

不久后，由厦工和天工所联合完成的装载机国产化设计草图被送到厦工，随后的工作便转为在厦门的攻关，试制样机的工作就此展开。这份当时被机械部定为“机密”的设计草图，是由专人保管、专人送达的。

在克服了加工设备不足、原材料匮乏等重重困难之后，这台仿日本STD-125A型装载机的国产化样机于1965年底前（陈启鸿口述）试制成功。

这便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装载机，它为我国发展工程机械填补了空白。至少对于厦工，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当时的李克忠是何感想或者是否意识到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他都无可非议地被看作厦工发展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战略家，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厦工“名人堂”的丰碑之上。而后来厦工人的执着与奋斗，也足以告慰他那时的选择。

地方国营归口管理

在1963-1966的四年当中，还有一些事情值得记载。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国家对经济工作作出调整。1965年9月，根据国家经委496号函，厦工被下放省重工业厅管辖，改名为地方国营厦门工程机械厂，但产品仍由一机部归口管理。这就意味着，厦工短短不到三年的部属企业生涯就此终结。

但应该看到的是，自1963年底厦工进入一机部管辖后，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

第一机械工业部为加强厦工的基础管理工作和骨干力量，从部署大型厂矿抽调了一批包括后任厦工党委常委、副总工程师的方宝武和原党委书记兼工程师的周惠康等在内的技术、管理骨干，这让厦工的各级领导岗位得以充实。

同时，近三年时间里，由机械部分配至厦工共计108位大中专毕业生，这种少有的大规模人才输入，使厦工原本薄弱的技术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也是厦工能够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装载机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在这期间，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率领省市一批领导干部进厂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从军队中抽调三名优秀政工干部到工厂任职，使厦工内部思想政治工作得到有序开展。

总之，第一机械工业部及各级政府在厦工发展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与支撑作用，值得铭记。

这里还有个颇为有趣的插曲。其实多年过去，业内还一直存在关于中国首台装载机的“柳厦之争”。而事实是厦工的确最早完成了第一台样机的研制，并把图纸送予了包括柳工在内的兄弟厂家。而柳工在试制成功后，率先上报一机部并得到天工所组织的国家认证，而厦工的认证则在其后。

至于厦工为什么没有上报认证，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或许因为当时的厦工人还没有这种意识，也或许与厦工那时已经下放地方并偏居海峡一隅，与一机部等国务院机关单位疏远不无关系。而这种身世及地位的差异也许正是厦工这个企业与柳工等“共和国之子”们走出迥异路径、养成不同脾性的根源所在。当然，这在当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制约，但也不失为一种历练。

这些都是后话。

【在厦工的这段历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需要强调，那就是国家机械部的影响。在计划经济的语境下，一个地方企业进入部属企业之列，或受到部属企业待遇，那是最好的。没有产品，可以安排研制任务；有了产品，就会下达计划；有了计划，就有投资，有技改，有包购包销。所以，在厦工进入工程机械制造领域、及将装载机确定为主导产品的关键事件中，国家一机部的作用是个重要背景。而厦工一直以来，确实得益于这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