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内地产业转移 中西部一些地方政府过于冒进
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曾一度被认为是东部沿海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世纪末的西部大开发和加入WTO更是让不东不西的中部地区产生了焦虑感，甚至一度出现了“中部塌陷”的论调，国家社科基金甚至设立专项课题进行相关研究。不过在中部省份的努力下，“中部崛起”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还是写入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从2006年开始，国务院相关部委就出台专门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过，对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才等来了机遇。但同样是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也开始了推动“再工业化”，吸引产业回流美国以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
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中部地区的产业还再会向东北沿海地区回流吗？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位基层人士。
“高铁的开通对所谓的产业转移没什么影响，根据我的观察倒是对推动旅游业有促进作用。”李洋，广州南沙的一位粮食贸易商，多年来通过对大客户粮食消费量的观察体会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和人口的变化脉搏。
“产业转移是个十几年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转走。当年从国外转移到珠三角也历经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于出口导向的产业，中部地区所谓的成本优势其实并不明显，包括物流成本，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内地，容易招到员工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应该还是当地政策优惠的作用。这种优惠政策给当地的代价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我总感觉那些迁移出去的企业可能还再回到珠江三角洲的”。李洋观察到在2008年以前也有所谓的企业从珠三角“产业转移”到湖南和江西，但所谓的成本优势并不明显，因此规模一直不大；这种成本优势造成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怎么可能会在2008年以后突然出现呢？
“反观近几年来所谓的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各地政府们过于冒进了。”李洋认为，从地域文化的特点可以理解到经济行为的深层。“自20世纪80年代起，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市场化的价值导向早已确立，广东的企业家们更是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也因为如此，在这一轮已经非常明显向下走的经济周期中，与浙江相比，珠三角的企业相当务实，没有炒房地产和高利贷的风气。当然也有跑路的，不过都是些很小的企业，类似从2011年第三季度起浙江地区大企业都连续倒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发现，关于产业转移的同样逻辑观点在长江三角洲也有市场。自2012年第四季度起，长三角地区的银行贷款风险开始暴露；根据公开数据，今年上半年江苏省的新增不良贷款数额甚至占到全国同期的40%。张治波(化名)是江苏苏南地区的一位区县级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实体经济是区域性财政和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现在的苏南地区绝对可以不会最先倒下而一定可以扛到最后。
“前些年，苏南地区在产业定位上有些着急。本来从80年代开始，外向型的轻工业是本地区的优势和支柱产业；但最近五六年已经先富裕起来的苏南地区希望在重化工业和高科技方面有所突破和作为。类似造船和光伏等产能过剩产业的集中暴露与这种发展思路不无相关。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地方政府比以前踏实了一些，开始重视实体经济，而不是像前几年追求新的产业概念。”张治波向记者分析道。
“实体经济才能为地方提供税收和就业，也是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扩张的支撑。最近还有台资的制鞋企业从东莞搬到我们这里，可见苏南地区的成本优势还是存在的。”张治波表示，“产业中的成本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成本，这种成本是一种社会综合成本。尽管有一些产业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但那里的社会成本并不低。”
对于前些年从东部到中西部的产业转移现象，张治波评价道：“东部地区从政府到企业毕竟在市场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肯定比中西部地区高几个层次。前些年到我们这里招商引资、挖企业的中部地方政府我接触了不少，发现他们没有什么市场风险意识，政治化思维的倾向很浓。中部很多地方都是用负债来搞基础设施建设，以政策优惠来招商引资，两项加在一起，GDP增长得很快，但能为地方带来多少实惠我表示怀疑。估计当初给企业的优惠政策开得很高，地方税收远没有GDP那么漂亮。因此，从产业、金融和财政的三维角度来分析，中部地区现在的抗风险能力要比东部地区差得多。”
责任编辑：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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