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藏龙：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与世界格局

要防“水土不服”

欧洲虽然成了中国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但要真变成现实也绝非毫无风险。2004年中国家电生产商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败案例，至今仍令不少中国公司对投资欧洲掂量再三。

中国企业作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新手，商务成本较高不可避免，同时在人力资源管理、法律、税务制度等方面都有不适应。此外，中国企业还面临另外一些困难，比如签证、劳工许可等。

克莱格教授说，中国企业对欧盟市场状况还缺乏了解、缺乏必要的营运知识和技能，而艰难的起步阶段很容易让在国内风生水起的公司惊呼“他们歧视中国人”。

“被歧视感”在中国投资者间普遍存在。中投监事长金立群5月在伦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在欧洲地区投资时还是能够感觉到看不见的障碍，希望欧洲国家能以更加公平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投资。

克莱格教授承认：“歧视确实有。但不是单单针对中国人。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尽管共享一个统一的市场，相互之间也一样歧视；具有歧视排外心态的欧洲人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外来投资者都会歧视。”

成熟的投资者不会因此就对一个成熟的市场裹足不前，毕竟对中国公司来说，在欧洲开展业务也能够获得其他地区没有的优势，比如大多数西欧国家在“公司起步和运营容易度”的国家排名中名列前茅。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投资者来说，如何渡过适应期，克服水土不服，如何理顺欧盟内部复杂的行政条款和政治框架，实现本土化是要务所在。

中国上汽集团投资收购MG汽车，树立起一个融入本土的典范。位于伯明翰的MG ROVER原来是英国最大的汽车厂，倒闭带来大量的工人失业，招致英国媒体和公众不满情绪。上汽收购MG后，最初一些英国媒体和公众把中国企业和过去MG ROVER不成功的经营联系在一起，使得上汽从一开始就小心地处理与当地政府和媒体和公众的关系。

上汽MG英国公司总经理王昊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细心经营，和当地社区、企业良性互动，利用政府资源，开放工厂进行参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成功地扭转了不利因素。”

[导读]人民币在东亚的影响力提高，中国是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成为困境中欧洲企业的缕缕希望；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也正走向深度、全面合作；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日趋复杂。

邀请与拒绝

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太阳能板及其他光伏组件启动反倾销调查，这多少令人意外。因为事发前欧洲“铁娘子”默克尔曾留下“对话解决争端”的承诺。对“食言”的默克尔而言，这是个尴尬的局面。她不愿见到中欧企业对簿公堂，却又没法说服欧盟。

不仅是光伏产品，服装、铝箔、无缝钢管……在欧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清单中，“中国制造”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交往局面也越来越明晰。面对“抢滩”欧洲的中国货，欧洲既欢迎又拒绝。

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白，欧洲能源转型需要廉价的中国光伏产品，但是在27国成员组成的反倾销委员会中，德国并没有“一言九鼎”的份量；即便在国内，默克尔也不能不顾及本土企业的困境。

自2011年12月起，德国混合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千年公司、索伦公司，以及曾经的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Q-CELLS因抗不住市场竞争先后破产。如今，德国能拿得出手的大型太阳能产品生产商已所剩无几。

申请美国和欧盟“双反”调查的“急先锋” 德国太阳能世界(SolarWorld)2007年在全球业界排名第七，如今已经下滑至第20位。2011年，太阳能世界年度报表上显示近3亿欧元的亏损。为下调生产成本，这家企业近两年来已多次宣布裁员。“中国生产商破坏了规则。”太阳能世界首席执行官弗兰克 阿斯贝克为业绩下滑解释称。

然而，德国太阳能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沃尔夫冈 胡梅尔对此反问：“人们为什么要多花20%的钱，购买大小相当、质量未必比中国产品好的德国模板呢？”欧洲正从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中获益。

中国光伏生产设备和主要材料很大一部分需从欧洲进口。2011年，中国仅从德国就进口价值3.6亿美元的银浆，进口多晶硅价值7.64亿美元。近年来，中国从德国和瑞士等欧洲国家采购的生产设备总值超过100亿美元。

在欧盟关于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前提条件中，有一条是“措施不得损害欧盟利益”。一些欧洲政治和企业界人士的纠结正在于此。打压中国厂商，可能给本地区生产企业带来暂时的好处；而中国市场的存在，又可让欧洲在光伏产业中“两头得利”：既能出口昂贵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又能买到廉价的光伏产品。

德国绿党能源政策专家、联邦议会议员汉斯－约瑟夫 费尔坦言，在欧债危机之下，控告中国企业对以出口为导向对欧洲经济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令中欧之间既要忌惮双方凸显的经济摩擦，又需要借助长久且深入的利益互惠而相拥取暖，度过寒冬。光伏争端，乃至其他与中国的贸易纠纷都显示出欧洲人对中国的又爱又恨：青睐中国市场，厌恶中国竞争；需要中国帮衬，惧怕中国赶超。各种情绪复杂交织。在德国，这种纠结正被一种反思取代。

德国纺织服装协会主席彼得 施瓦策回忆，德国纺织业在上世纪60年代曾遭遇相同困境。不少德国企业在与亚洲纺织服装生产商的竞争中倒闭。德国纺织服装行业适时而动，调整结构，放弃低附加值的产品，将精力放在制作精良的高技术产品上。最终与亚洲竞争者各居其位，共赢共生。

“这就是国际分工，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胡梅尔如此规劝德国的光伏产品生产商应“识时务”，把市场让给更适合生产光伏产品的中国。他举例称，德国大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把生产线迁至波兰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

11月2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德国人并不惧怕亚洲崛起，因为他们坚信，德国的研究和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很难被超越。德国人缘何如此自信？他们在光伏产业链中的地位、在服装业的方向调整、胡梅尔口中的“国际分工”……都可以作为解释。

中国企业不断遭受欧盟施压，或许正由于胡梅尔所说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反倾销程序容易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找到突破口。然而，在欧债危机中，被外界视为“金主”的中国又让欧洲人惊愕：中国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强大。

欧洲对于中国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称号，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中，欧洲的技术、品牌以及管理经验成为其投向的“新大陆”。正如华为在英国受到礼遇一般，中国企业在欧洲人的一片戒备心中，逐渐成为“座上宾”。

中欧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在欢迎与拒绝中推进。当欧洲人既需要中国的钱、又给中国商品制造麻烦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演变中渐渐衰弱，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责任编辑：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