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事故漏洞或不止一处 设备提供商欲撇清关系
漏洞可能不止一处
徐瑞华认为,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控制铁路闭塞分区的信号系统出了问题。
“按理说,D3115次列车断电停运时,301次列车接收到的轨道自动闭塞区间信号应该是红灯,表示阻止下一列车进入此区间。但现在看来,不排除当时是绿灯的可能。”徐瑞华说。
这一说法得到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7月28日的佐证: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分析,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
徐瑞华认为,这一个小故障也不应该导致事故发生,因为按照上文所说,中国列车的安全系统有多个备份,而且都是并联的,互相不受影响。
“最奇怪的是,ATP和LKJ竟然会同时失效。”铁道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本刊记者表示。
安路生在分析铁路部门的问题时说,在雷击造成温州南站信号设备故障后,电务值班人员没有意识到信号可能错误显示,安全意识敏感性不强;温州南站值班人员对新设备关键部位性能不了解,没能及时有效发现和处置设备问题,暴露出铁路部门对职工的教育培训不到位。
此前,还曾有另一个推测:D301司机将ATP系统打至隔离位置,从而人为控制车速。
这将追责目标指向调度人员。
事故发生的甬温线调度管理归上海铁路局管控。在地面调度室中配备了CTC系统(调度集中系统),调度台监控系统能够实时显示各趟列车在铁路上的具体位置,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通知司机。
即使系统失灵,调度也可通过无线通信与D301司机联系,告知其及时停车。
然而,最不该发生的追尾事故竟然发生了。
在事故直接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漏洞不容忽视。
“遭遇雷击后,D3115次列车实际并未完全停止,而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前进。这实际上违背了故障导向安全的基本原则。” 徐瑞华说,列车安全系统最基本的设计原则,就是“故障导向安全”。
“武广高铁就出现过乘客抽烟导致停车的情况,这体现了故障导向安全的原则。即只要有问题,就先停车,确保安全。”在前几次高铁延误事故中,某一趟列车停车后,后续列车全部顺延,就是依据这一原则。
没有冗余的标准体系
徐瑞华认为,虽然中国铁路安全系统在设计上“万无一失”,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明显缺少了应对极端情况的冗余。
“我们的一些系统,在恶劣的、复杂的外部条件下的整体可靠性,还要深入完善。”徐瑞华举例说,“有的系统对外宣传说可以抗10级大风,但这其实是系统能承受的极限。真遇到10级大风,系统上某一点承受的风力可能不止10级,那系统整体就会出现问题。”
徐瑞华说,一个需要重视的情况是:事故发生时外部环境非常恶劣。“也许安全系统的所有运作,在正常情况下都绝对能实现。但极端的外部环境下的测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极端的外部环境,恰恰是事故最容易出现的时候。
“7.23”事故发生的甬温铁路,处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台风线。每到夏天都是气候多变,雷雨密集。
从之前京沪高铁频繁故障到本次事故,都说明中国列车防雷系统的冗余不足,孙章说:“如果不是设备的设计或质量有问题,那就是在安全标准制定时,没有考虑到极端情况。”
欲速则不达?
即便标准达不到应对极端情况的要求,事先对极端气象条件有所预测也不太难。
温州市气象台曾在7月23日列车脱轨事故前一小时发布了温州市区、文成和泰顺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3日晚到上半夜有雷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7~9级雷雨大风。
但这个预报有没有官方的渠道传达到铁路指挥系统?孙章说,目前,中国铁路系统对气象条件的检测是实时的而非预测性的。铁路系统对天气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铁路沿线的风速计和雨量计等设备。
“从国际经验上看,铁路沿线的地方气象台信息,是调度指挥系统必须掌握的内容。只有预先知道当地气象条件,才可能有超前的预案。”孙章说。
日本新干线就有详细的方案,规定遇到特殊气象条件时如何应对。“例如,降雨超过500毫米的情况下,新干线要暂停运营。但中国列车只有在降雨超过500毫米时,才知道遇到特殊情况了,没有足够的应对空间。”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与工程学院教授曾小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次事故的关键点还不是技术问题,追溯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高速列车发展太快。我们的关 键部分都是集成国外技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的。日本从时速200公里提速到300公里用了五、六十年,而中国从时速120公里到300公里只用 了五六年。”
被忽略的可能不止当地气象台。
“我国高铁新线80%以上都是高架桥,但旅客找不到轻便的安全梯以离开高架。”孙章说,“速度,应该是和安全性、经济性、环保的统一。速度太快,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从可靠性理论上看,中国高铁系统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早期失效期”。孙章说,按照国际共识,“旧线改造后,列车时速在200公里以上;或者新建铁路,但客货兼运,时速在250公里以上,都算是高铁。”
所谓“早期失效期”,就是指新技术早期会不断出现设计时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必须通过长时间磨合,以不断发现问题并改进设计。在度过早期失效期后,才会进入安全性较高的“随机失效期”。
中国自2004年开始批量进口高速列车车厢,迄今不过7年。2007年铁路第6次大提速之后,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高铁。从这方面上说,中国“20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尽管已经运营了好几年,但也没有完全度过早期失效期。”
“中国必须科学有序地推进高铁发展。”孙章说,“磨合期其实是不能跨越的。”中国高铁系统里一些时速达到300公里以上的新车型,磨合期不到3年。因为速度问题,CRH380型列车受到的倚重越来越高,从设计到量产、运营,总共只有1年多时间。
责任编辑: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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