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蔡昉建议年均城镇化率降至0.8%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做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下文简称“《城镇化报告》”）。

分组审议中，有不少委员表示，中国的城市城镇化，首先要明确是“人的城镇化”，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降低城市化的速度，更多利用市场无形的手，避免沦为“市长的城市化”。

人大常委建议年均城镇化率降至0.8%

蔡昉委员提出，国务院正在制定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是否可以适当地放慢今后十年城市化速度的预期，不要每年继续以一个百分点增长，比如0.8%也可以，因为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也有相关的关系，归根结底“城市化也是经济增长一个伴生的结果。”

此外，有与会委员亦表示，与城市化相配套，地方政府还应大力推进配套产业发展，避免形成类似拉丁美洲的贫民窟现象。

“市场的”还是“市长的”？

据徐绍史介绍，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这对一个长期以来的农业大国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变化。

《城镇化报告》透露，2010年底，发改委即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14个部门启动城镇化规划编制工作。在大量前期研究、实地调研和专题研讨基础上，起草形成了规划文稿。

“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抓紧修改完善中。” 徐绍史称。显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将行进在一条快车道上。

不过，多位参与分组审议的委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有委员称，目前地方政府对城镇化寄托了更多的期望，希望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够拉动内需，成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新的引擎，进而给城镇化“增加了过多的历史责任”。

的确，城镇建设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据测算，2003年-2008年，中国平均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的同时，约产生了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农民变市民后，需求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吃、住、行等各领域对经济都有巨大的拉动。因此，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看到了这个“好处”，出现了建大规模的农民城，将城镇化理解为“建城造市”，不顾自身经济实力大搞造城运动等。

彭森委员表示，国家关于城镇化的指标，实际上在“十二五”是一个预期的指标，但地方已开始把城镇化的指标层层下达、层层加码。

“有的省认为本省的城镇化率比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低，所以全国年均增加1%，我们就要增加1.6%，落实到地市有的还要搞到1.8%，这里就有盲目性。” 彭森委员说。

多位参与分组审议的委员均表示，城镇是工业化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作为应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推动，更不能当做保持投资规模、振兴经济的工具看待。

“过去曾经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乌日图委员回忆道。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曾使中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当时就有一种观点叫做“堤外损失堤内补”，即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损失来提振经济。

乌日图委员认为，扩大内需本身并没什么问题，国内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的工具来推动，既违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有预期的效果。

“同样，如果把城镇化作为提振经济的工具来看待，很容易忽略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偏离城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乌日图委员称。

有委员表示，城镇化绝不是把村庄改造成城市，而是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是资源要素集聚和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城镇化。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经济的发展调动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化，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拉动和促进作用。

“城镇化的推进与经济发展的程度要匹配，城镇化如果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会由于缺少产业支撑出现空心化，其结果必然是人去楼空一身债。” 乌日图委员表示。

还有参与分组审议的委员以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为例，墨西哥和巴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镇化率就超过了50%，但由于产业发展跟不上，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就业困难、城市配套公共服务严重不足、贫民窟涌现等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

“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些教训，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切不可一哄而起，搞运动式的城镇化建设。”有委员称。

对此，严以新委员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搞的是市场的城镇化，还是市长的城镇化？”而给出的答案则简单明了中国要尽可能地走市场的城镇化道路，避免以城镇化为目的一味地追求GDP增长。

而蔡昉委员则给出了具体的政策调整建议，在他看来，国务院正在制定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是否可以适当地放慢今后十年城市化速度的预期。

蔡昉委员表示，“预期可以适当放低一些，不要继续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增长，比如0.8%也可以，因为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也有相关的关系，归根结底城市化也是经济增长一个伴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