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装备发展迫切 应注重四种能力提升

导读：在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原因时，姚珺指出：“除了创新投入不够、品牌竞争力不强之外，我国的排头兵企业还缺乏足够强大的竞争力。以‘三桶油’为例，都是世界500强企业，用工人数是美孚的10倍左右，但盈利能力远不及美孚；三家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加到一起，还不到ABB的1.5%。我国制造业平均增加值率大概只有24.8%，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率在37%~48%左右。这个差距非常大。”

“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推动产业升级，我国进入中等收入的风险会比较大。”3月19日，工信部规划司发展规划处处长姚珺在“第12届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高端装备是整个转型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应当抓住战略机遇期，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

他所说的高端装备，是指装备制造产业的高端部分，有三个特征：一是技术上的高端，二是价值链的高端，三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高端转型是必然选择

从规模和数据上看，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装备制造业大国，但“大而不强”的现实也早已被人们所接受。姚珺在本次论坛上也说到，我国工业始终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直在市场和技术上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和挤压。以苹果为例，在苹果全球价值链当中，我国劳动成本加工成本只占苹果总成本1.8%，苹果公司通过其品牌和商业模式创新获取绝大部分高额利润。

在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原因时，姚珺指出：“除了创新投入不够、品牌竞争力不强之外，我国的排头兵企业还缺乏足够强大的竞争力。以‘三桶油’为例，都是世界500强企业，用工人数是美孚的10倍左右，但盈利能力远不及美孚；三家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加到一起，还不到ABB的1.5%。我国制造业平均增加值率大概只有24.8%，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率在37%~48%左右。这个差距非常大。”

与此同时，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双向挤压。一方面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围追堵截，通过市场和标准，阻止我国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巴西、印度、

越南等新型经济体国家在后面拼命追赶。“从劳动成本分析，大概到2015年的时候，我国综合劳动力成本将会超过越南、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接近于美国。”姚珺表示：“越南制造替代中国制造不是自我恐慌，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一种趋势。比如说耐克鞋，原来80%产量都在中国，但是现在中国耐克鞋产量只能占到28%，而越南已经超过32%。”

姚珺认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路在于，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首先，在发展模式上要改变过去高度依赖投入拉动的状况，把工业增长转移到更多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上。其次，在产业链上要从中低端向高端延伸，更多朝着前端研发设计、后端市场营销品牌等方向升级。第三，在竞争优势上，要从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和政策等传统优势集中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提高质量上。

高端装备要突出四种能力

姚珺认为，高端装备的发展要突出四个方面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基础能力、信息化水平和促进制造业服务化。

在自主创新方面，他主要谈了两个观点：一是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合作创新、互利共赢会成为未来创新的新趋势。“鼓励国内企业在自身实力比较弱小的情况下，更多地联合起来，通过联合创新、知识产权共享参与国际竞争，在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创新的比较优势和局部强势。”二是引进技术要注重消化和吸收。“韩国也是从引进技术开始的，其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大概是1:3，而中国的比例正好差不多倒过来。后期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我们很多技术引进来以后，马上盲目投入生产。最后别的国家技术突破了，我们又接着引进，再落后再引进，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他所讲的基础能力，包括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等。他说：“我们国家很多所谓的高技术产业，实际上体现不了多少高技术，主要就是因为在一些基础能力上卡着脖子，多年未能突破。比如工程机械，现在液压系统主要还是依托于进口。政府要成为提高装备制造业基础能力的重要参与者，为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在提高信息化水平方面，姚珺指出了装备信息化的5个重要特征：一是数字化，通过数字模型进行表达、传输加工、处理；二是柔性化，更重视用户需求；三是智能化，大量实现嵌入式芯片，比如宝马汽车，其应用电子产品附加值已经超过裸车价格；四是网络化，通过物联网、无线传感网对装备实施远程感知；五是突破人机界面友好化。

而他所说的制造业服务化，是指提高服务价值在企业增值中的比重。“现在全球制造业跟服务业融合更加明显，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航空和国防、汽车制造以及生物医疗等行业服务增加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排名靠前的企业很多都已经超过50%。”姚珺说：“最典型就是IBM，100多年来不断进行转型，从做电脑、做机器慢慢转到提供解决方案，把电脑业务卖给联想，成功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