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建议再次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

2016/01/28 10:03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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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去年经济增速创1990来新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建议，中国政府再次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再一次的大规模刺激措施应比2008年谨慎，且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

此外，他建议中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并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加以配合，加强国际协调。财政政策应通过政府发债为基建投资进行融资，中国当前处于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需要尽快证明经济趋稳。

他表示，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因前期股市汇市政策失误削弱市场信心。

去年11月，余永定在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着通货收缩的风险，PPI已经连续下降43个月，国民收入紧缩指数从今年开始也进入了负值的区间，这样一种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包括在“十三五”开始的前几年，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稳定住经济增长，不要让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甚至不断下跌。

余永定曾预期，在这段时间内，中央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去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使中国实现稳定的回升，回到长期的增长趋势上。

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西调研时表示，我们不会再通过“强刺激”、“大水漫灌”的投资来扩大内需，而要继续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尽可能培育新动能、发展新业态。”他说，“这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是为化解过剩产能创造条件。

责任编辑：Yao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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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院：特别关注世界经济＂七大变量＂

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发布《2017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明确提出特别关注“七大变量”，即全球政策分化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全球化进程受挫、美国新总统上任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元加息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投资贸易规则碎片化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难民危机或将进一步挑战欧洲经济增长前景、石油价格上扬增添全球经济供给侧的不确定性。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指出，2008年以来，全球化就处于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中。只不过，之前这种再平衡是以一种隐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特朗普当选以后，无非是把这种再平衡（包括对抗、重新瓜分等）公开化和显形化了。真正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政策实施力度和程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幼文表示，全球化是一个“窗口”，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说前几年是机遇大于挑战，那么在未来几年，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面对挑战大于机遇的局面。因此，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更多注重国内市场开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积极主导推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摩根士丹利宏观经济分析师章俊认为，美国出现收缩态势对全球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元流动性在全球的收缩。倘若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反倒可能给中国创造一个机遇，即通过培育壮大国内消费以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供新的流动性，进而驱动全球经济增长。[详细]2017-01-10 10:25

社科院发布“创新工程2016年度重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28日在京召开了“创新工程2016年度重大成果”系列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成果专场发布会。这10项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分别是： “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错误思潮批判系列文选(2016年)》、《中国城市化模式、演进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书系》首批成果、《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研究》、《金砖国家研究：理论与议题》、《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一带一路”系列研究报告。 “一带一路”步入实施阶段深入推进需正确认知与会专家表示， “一带一路”提出三年来已经从理念步入实施阶段，并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我们必须承认，围绕“一带一路”的内涵、战略目标及实施途径，国内外还存在诸多误解和猜疑。消除这些误解和猜疑对其顺利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系列研究报告试图以国际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对此做出理论阐释。 “一带一路”系列研究报告(首批)共计13份，主要涉及五个领域：一是回答“一带一路”的目标、载体、内涵及实施原则。我们把它界定为一种发展导向型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具体表现为：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义利观为特征，以实现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二是把“一带一路”纳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和区域增长机制之内做进一步的分析。三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经济走廊、国际产能合作这些载体的形成机理，从而呼应 “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特征的要求。四是研究“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如何落实发展导向型的要求，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绿色区域治理等。五是考察“一带一路”与沿途重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能性，以及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因势利导、因地制宜调整对外投资策略《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出品的系列年度报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全面和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政党更迭风险、缺乏政府间协议保障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东道国安全审查等主要风险。该评级体系通过提供风险警示，为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了参考。该书纳入了57个评级国家进入样本，全面覆盖了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这57个评级样本中还包括了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中国对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的97.41%。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国家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投资风险较低。其中排列前10国家均为发达经济体，德国、美国和英国为前三名。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评级结果来看，低风险评级国家仅有新加坡一家，高风险评级国家也只有6家，其余的28个国家均为中等风险国家。专家认为，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根据国家风险水平的不同适当调整投资决策。资本市场改革有利于公平合理收入分配与会专家指出，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既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般性，也有中国体制机制所产生的特殊性。观察和理解该问题不仅需要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入手，更需要从中国特殊的体制机制入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成果。在内容安排上，本书就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表现及本质、收入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工资水平与劳动报酬份额问题，以及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变化、税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议题做了深入探讨。本书认为，就业雇员化和正规化程度低是劳动报酬份额低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中国特殊的要素资本化过程则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大来源。专家认为，解决目前收入分配问题的重点不仅应该注意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初次分配中如何消除分配不公平现象，堵住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的来源和漏洞。这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更需要健全制度规则，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完善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改革已经成为形成公平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详细]2017-01-04 10:03

社科院报告：预计1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7%左右

（原标题：社科院报告：预计1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7%左右）新京报快讯(记者沙璐)在今天下午的“NAES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报告认为，2016年1季度中国经济延续去年四季度的下滑态势，预计1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7%左右。财经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汪红驹研究员代表财经院课题组做主题报告。汪红驹表示，2016年1季度，中国经济延续去年四季度的下滑态势，工业生产增速继续放缓，投资增速趋缓，消费低迷，出口形势严峻，去过剩产能继续进行，预计中国2016年1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7%左右。据汪红驹介绍，2016年全球经济总体呈现“低增长、低通胀和高不确定性”特征。受经济状况影响，全球货币政策走上新的分水岭。预计美联储将于2016年下半年启动加息进程，欧元区和日本继续扩大宽松力度，美元大幅升值，对全球资本流动和油价走势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二季度的情况，财经院课题组报告认为，预计二季度经济基本企稳，GDP增速保持在6.8%左右，CPI上涨2.4%左右。首先，托底政策已经发挥效力。部分先行指标好转、财政收支矛盾加大、房地产市场温和回暖，企业去库存继续进行。同时，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破除束缚民间经济发展的体制壁垒，大力支持创新发展。此外，政府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推动营改增等财税管理体制建设，实施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防止资金沉淀造成货币供应波动，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将需继续降准降息，为经济平稳运行托底。[详细]2016-03-28 17:18

社科院：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8% CPI或为2.8%

社科院报告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8%。 12月9日，据中新社消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今日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3～2014)》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向“次高”转换将成为常态化，预计明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或为7.8%，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略回升至2.8%左右。该报告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企稳回升的过程，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外需求疲软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正由需求不足转向供给调整，次高增长有可能常态化。报告预计，2013年中国GDP增速为7.7%，CPI为2.6%，投资、消费和外贸总额的增长率分别为20.3%、13.0%和7.6%。对于2014年经济增速，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将面临体制改革带来的需求不确定、经济结构持续调整等影响因素，但国际环境会有所改善，改革也有利于稳定预期，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报告预计，2014年中国GDP增速或为7.8%，CPI或为2.8%，投资、消费和外贸总额的增长率将分别为20.1%、13.3%和7.0%。[详细]2013-12-11 09:16

社科院：民企和国企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与困惑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多年来政府与其他社会各界均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发展状态仍旧令人担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生产总值、税收、就业都早已是半壁江山，尤其是就业，占据了七八成的比例，因此民营经济的兴衰决定着就业稳定的大势，而就业又是关系到消费与城市化的重要课题。总而言之，民营经济发展不好，我们国家就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 “民营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活跃市场、刺激市场多样化、推动经济健康向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马遥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谈道，“然而，国有企业在融资及社会资源方面的种种优势从各方面与民营企业拉开差距，使得民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无奈地被置于次要位置，其发展前景饱受压制。” 这种压制在一些传统垄断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报道，截至2008年，我国私人控股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链中只占13.6%，在金融业占9.6%，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流通业占7.5%，在水力、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只占了6.6%的比例。大型企业尚且难有一个公平施展拳脚的擂台，更多的中小微企业更是步履维艰。在当下，民营中小企业正面临着“三荒两高(人荒、钱荒、电荒、高成本、高税负)”的生存困局。在民营企业的面前，始终存在着看不见的“玻璃门”。政策：一直在努力事实上，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国家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从近年来不断出台的政策可窥一斑。 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非公36条”，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并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一年之后，国资委又出台《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国有经济仅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而对其他行业则基本放开；2007年出台《反垄断法》，制约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简称为“新36条”，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住房、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与非公36条相比，新36条最大的差别在于直接落脚于民间投资，针对此前的整个非公经济范围有所缩小，但也更加明确，并在表述上从“允许”转为“鼓励”，并增加了政策性住房建设，商贸流通等领域。不光如此，“新36条”出台之后，国务院一改以往“有原则没细则”的做法，于2012年“两会”期间要求各部门在去年上半年要出齐贯彻落实“新36条”细则。随后，发改委、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卫生部等各部门共出台了42个相关实施细则，涉及医疗卫生、民航、金融、铁路、能源、市政、广电等多个传统垄断领域，同时有18个省区市政府出台了当地的实施细则。可以说，新旧“36条”是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文件，随后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文件，是以新旧“36条”为基础的。这些政策及其实施细则对民营打破“政策玻璃门”与“体制玻璃门”助益颇多。在2012年前5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7743亿元，同比增长26.7%，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6.6%，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2.2%。去年3月，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随着各项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的民间投资也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有力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马遥表示，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市场地位总体趋势仍然保持上升。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号召功不可没。然而，我们现在更需要高度关注垄断行业与国有企业自身利益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有些部门政策与“新36条”相矛盾，客观上限制了民间投资，排挤了民营企业，“投资无禁区”的倡导在许多重要领域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形成了实际上的“利益玻璃门”。“利益玻璃门”的存在使上述政策在施行过程当中无法实现预期效果。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依旧步履维艰。障碍：从未被打破 “新旧‘36条’实际上很难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企面前的“玻璃门”就无法消失。 “一是意识形态。在私有财产合法性保护方面，大家心里没有安全感，所以要么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去，要么就炒作，企业家没有动力，不愿意做长远的投资，行为趋向短期化和投机化。”他表示，我国的产业升级恰恰需要长期行为，需要积累、投资和沉淀。“但现在谁去做？都只想着迅速地套到钱，炒房地产，炒战略性资源，炒黄金，炒字画，炒石头……没有人去真正干实业、搞建设、积累核心能力。” 罗仲伟告诉记者，一些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不是拿不到订单，而是不愿意做。“现在招工又困难，农民工还不好管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市场秩序不好，行业不公平，都去炒证券就能挣大钱，那谁还会踏踏实实地去做事。”在他看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耐心、踏实以及长期投入的阶段，需要培育新的核心能力。“但整个社会心态不好。我们面临着整个社会变革的重大时刻，电子商务的出现提供了更多商业模式创新的空间，但也容易带来暴利，缺少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第二个方面是市场秩序混乱。“有很多人说正是市场经济导致人们坑蒙拐骗、唯利是图，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会有这样的负面作用，它不允许这样，它是一种法制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但现在整个市场没有诚信，整个市场秩序混乱，守法经营者得不到利润，最后血本无归，还没地方去说。于是大家都去坑蒙拐骗。” 罗仲伟谈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是一个真空，所以我们抓住契机扶持市场转移，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我们需要对原有的产业基础静下心来，完成在核心能力方面的积累与提升，而积累要靠人。”他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必须与城镇化的主题相结合。“现在很多企业的农民工每年都大换血，农民工在外面打工，不能够就地转化为公民，没有户口，因此总是在流动中。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我愿意去培训这些员工吗？今年他在这儿，明年他不一定来了。” 除了底层的农民工，专业技术工人等其他较高水平类型人才同样难以沉淀。“中国的劳动者得不到尊重。像工业强大的德国，不仅靠科技队伍，更有众多水平很高的一线技工工厂会培训他们，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亚于工程师、科学家，所以会有人沉淀下来去。” 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说，国有企业。”罗仲伟说。他表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担负着国家赋予的特殊职能，不是完全凭市场竞争，背后有国家信用在起作用，所以融资容易，也就容易对民营企业造成挤压。“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永远都不可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为政府需要国有企业作为一个调控经济发展的工具，永远不可能真正政企分开，因此也必然带来整个竞争环境的不公平。” 他还谈道，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凭借各种便利条件占据了更多本身并不充裕的资源，挤压或挤出了民间投资。意识形态与市场秩序的混乱以及利益方的存在，使我国民营经济如同一只撞入松油的蜘蛛，缓慢地挥动着腿，看不清前路。民营经济：路在何方意识形态与市场秩序的转变需要长期浸润，或许“利益玻璃门”是目前而言相对较为显眼的一道。制约国企在竞争性行业的分布，给民营经济腾出更多空间，是许多人的呼声。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金融机构的放开，使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与成本大大缓解。经济发展最大的活力来自民间，如果卡住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就会离开实业到处投机。的确，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向媒体指出，应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他建议，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为加快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罗仲伟表示，现在的民企一是对政策有依赖性，政策给好处就做，企业上市政府要给奖励，做个战略也要资助，缺乏内在的发展要求；二是快速模仿；三是廉价资源。“但现在廉价资源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币在升值，环境约束在提高，资源价格在上升，成本升高是肯定的。民企只会越来越难。同质化的低成本竞争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需要转变方法。” 马遥向记者表示，始终强调多样化经济、对民营经济加大重视、坚持国企改制、优化国内融资平台、适当放开部分领域对于民企的限制是帮助民营经济脱离困境的主要办法。 “政府部门的支持及其对于宏观经济的引导作用在此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社会各界的监督职能与支持态度也必不可少。”马遥说。对于政策实施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表示，希望民营企业进一步夯实基础，增强自身进门的能力。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曾表示，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行业重要的领域门槛还比较高，因此民营企业必须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提升水平，提高自己“进门”的能力。对此罗仲伟表示，产业门槛的存在是必须的。但是要用市场的方法来做。“该有什么门槛就是什么门槛，但必须是市场自身有的门槛，通过市场选择，要有一种标准。政府就管标准、维护市场、改善环境、为市场服务就行了，不要去配置资源、操纵市场。”他还强调，一般的竞争性领域根本不该有门槛，如果要在某些领域给民营企业设置门槛，就必须开宗明义地讲清楚原因。“国企应该从竞争性行业里退出，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影响市场秩序。” “我国经济依然处于不断地改革变化中，如国企改制、金融体制改革、基建领域引入民资等方式皆是政府对于经济市场化作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距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任重道远。”马遥说。[详细]2013-03-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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