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征税只会压抑经济发展

　　近日媒体报道说，本应该在今年全面完成的“营改增”，到10月底仍未有任何实质动作。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媒体表示，“营改增”是一个减税的改革，会刺激经济、带动相关投资，但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减税会造成财政进一步吃紧，这两方面需要权衡。

　　这本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近来，经济遇到困难，大规模减税，或者全面减税的呼声非常高。但是，反对减税的声音也不低，一些经济学家尤其财政部门的专家和官员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大幅度减税将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遗患无穷。

　　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通过减税，可以给企业松绑，增加企业发展的后劲。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十分沉重，各种税收再加上“五险一金”等支出，企业已经不堪重负。理论上说，减税不但可以给企业松绑，还可能通过价格传导机制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而扩大销售和消费，通过扩大销售或消费进而扩大商品税的税基，反而增加税收。这样，一方面国家通过减税降低了企业和个人负担，另一方面又通过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消费增加，重新补回了减税带来的税收损失。长远看，减税并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当然，减税带来的财政减收是立即会出现的，而减税刺激经济带来的财政增收则一定会有滞后，而且减税刺激能带来多少税收增加，也是不确定的。鉴于此，对迫切需要大量财政收入的各级政府来说，根本不可能冒险去进行减税。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越是增长乏力，就越是需要增大政府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那么，增加投资的钱从哪里来?通常主要是通过增加赤字，通过举债筹资。但是，目前虽然中央政府债务率还不算太高，而地方政府债务率已经突破警戒线，没有继续举债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空间。举债进行基本建设投资的道路已经不通。税收增幅下降，举债投资没有空间，这种情况下，从去年开始，中央政府一再力推PPP项目。所谓PPP项目，就是政府与私人合作进行公共项目建设。在这样的合作中，政府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允许私人资本投资环保、污水处理、城市供水等公共项目。显然，PPP模式下，政府可以减轻自己的投资融资压力，将自己从直接出钱投资的角色中脱身出来。可问题是，从近来反馈的消息看，由于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不足，以及其他很多问题，PPP模式运行不尽如人意。政府无法从大量投资的压力中脱身，还必须拿真金白银去投资，去拉动经济，保持增长。这种情况下，政府显然无法大规模减税，因为减税就意味着增加投资拉动增长的资金失去来源，保增长的任务无法实现。

　　这就是说，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目前根本不可能大规模减税。不但不可能大规模减税，为了筹集更多财政资金用于投资以保增长，政府还通过从严监管，取消以往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办法保持税收增长。

　　那么，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减税空间?减税必然使稳增长成为不可能?实际上减税空间仍然是存在的。

　　从表面上看，财政刚性支出无可压缩，因而决不能减税。但事实上压缩的空间是很大的。人们或许不知道，政府财政预算完全是粗放式的，预算支出往往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不能体现支出的刚性。在今年3月份两会上，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披露说，去年预算的15 万亿元中，有1.8万亿元在年终发现是没有对应的项目的。本来没有对应的项目，但却列了预算，而列了预算，就要想办法把钱花出去。除了无对应项目的1.8万亿元以外，完全可以设想，还有大量的项目存在虚高问题，即不需要那么多钱却也列了那么多钱。这些问题，去年如此，今年未必就能完全杜绝，未必做到每分钱都被配置到最合理的地方。可以作为印证的是，去年和今年两年，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盘活沉睡的财政资金。一方面财政缺钱，另一方面财政资金却大量沉淀。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在往年，不管有多少不该支出的项目，甚至不管有多少虚拟的项目，只要列了预算，拨了资金，最终这笔钱总要突击花掉。这两年反腐败，突击花钱不大顺畅，政府官员消极无为，因此财政资金沉淀下来。最新的数字表明，截至今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这21万亿元的政府存款，就是或者因为预算不实花不出去，或者是因为反腐败压缩“三公”经费而花不出去。历年花不出去而积累起来的钱达21万亿元，比整个2015年的全国预算总支出还要多4万亿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政府庞大的预算支出中的不少项目是应该削减的，支出是能够压缩的。既然不需要那么多的支出，征收那么多的税收干什么?与其让政府把税收从私人部门征收上来，却又花不出去，储蓄起来，不如进行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一方面政府有大量预算无法完成，钱花不出去而被闲置、沉淀，另一方面，为了拉动经济保持增长，需要更多的税收。而征收更多的税收只能压抑经济发展，使经济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应该打破，使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这就是减税的巨大空间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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