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地产经济泡沫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机遇
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多产业包括各类装备制造行业都与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过去几年,伴随着房地产业的繁荣或波动,其他很多行业都随之上下起舞。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界也不会存在只涨不跌的市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经历了10多年的整体快速上涨后,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泡沫,目前正面临着量减价跌的下行调整压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7月,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滑16.3%,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增至65个,这不禁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房价的下跌阴影。中国房地产黄金发展期已经渐行渐远,而在这时又有很多人都抛出了泡沫破裂、日本式的房地产危机重现的悲观论调……
对比中日房地产经济泡沫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在美国援助、朝鲜战争及自身的努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开始了长达30年的快速发展。而在此发展过程中,房地产泡沫也随之逐渐形成。1985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而到了1988年则膨胀到了334。到了1989年,国土面积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1986-1989年,日本的商品房价格上涨了两倍,此时的日本政府开始通过调整金融、税务、土地管理等政策进行调控,强制冷却房地产市场。而这时的国际资本也开始撤出日本地产市场,这造就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快速破灭。泡沫的破灭对日本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日本家庭及企业陷入破产境地,到1993年,日本经济衰退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
对比而言,中国当下的地产退潮与24年前的日本房地产崩盘有着诸多不同。
首先,众所周知,日本的军事独立性受到美国的重重限制,其政治外交及国际经贸也自然都受到美国的制约。从1980年10月始,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原则上开放了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跨境流动。而在1985年9月,又在美国的压迫下,签署了《广场协议》,日本汇率实现了市场化。此后,日元开始迅速升值,一年间,日元便从1美元兑换235日元上升到了150日元。日元持续大幅升值,直接导致其出口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经济景气度下滑。同时,由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使得逐利资本如潮水一样涌入日本,迅速推高了日本房地产价格,而在日本政府控制房价之时,逐利资本又如退潮一般抛盘,加剧了泡沫的破裂。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保持着相当的自主性,在美国施压多年以来,人民币只是缓慢的升值,甚至在2014年上半年还走出了长达4个月的下跌行情,这让游资根本无法轻举妄动。更为重要的是资本账户的管制,使国际游资无法在短时间内让房地产价格走出大起大落的行情,而同时中国的民间资本自然也就缺少了海外投资渠道。
其次,日本的泡沫破裂发生在其经济高速增长后期,也就是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的阶段。1989年,日本的人均GDP超过25000美元,比美国还要高;当时其城市化率超过了70%,农业生产与农村建设也很发达,出生率的降低使未来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趋缓,这些都使得日本全社会对房地产的需求趋于饱和,也就无法支撑后续房价和地价的急速上涨。而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只有不到7000美元,城市化率刚刚达到50%,中国人的住房条件即使在一线城市也多数是10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从而可见,中国的改善性及刚性的住房需求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另外,伴随着中国超大城市的越发明显的积聚效应,中国房地产在三大核心经济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还是有发展机会的,而且中国2013年商业地产销售增速约为住宅地产的2倍,商业地产、旅游地产等细分市场也有发展空间。
再次,中国的半市场化经济体制在存在部分弊端的同时,又有着市场经济无法比拟的调控优势。日本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也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买房子同时购买土地所有权,政府和各种团体也可以参与土地购买,房价与地价是捆绑在一起波动的。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地方政府有着维持土地高价的最基本的动力,在土地价格下降缓慢的情况下,房产价格下降受到强劲的支撑与缓冲。另外,从金融的角度分析,即使出现迫不得已的“弃房断供”的问题时,中国国有的银行成为资产贬值的防火墙,而这之后正因为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所以,可以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崩盘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从挤泡沫保增长中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机遇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以及地方债务规模巨大而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所以,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实施调结构、稳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从一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而言,其实无论怎样的困境,最终的解决之道都是国家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也就是国家的企业通过不断创造有效的经济增量来解决存量的问题。所以,微观经济中的各个企业必须要把握宏观经济的发展脉搏,才能在产能过剩、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
首先,由于中国经济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持续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机遇必定在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和东部的更高层次的环境建设。第一,中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比较大,广大的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包括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水利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都是很大的投资拉动机会;第二,中国东部人口聚集,缺电缺气,仅西气东输、西电东输两大工程就可以带动大量的装备制造需求;另外,中国东部富裕地区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地铁、绿化环保等公共消费相关的建设项目必定增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设备和装备机械也面临着更新换代,这同样要求制造供应企业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次,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的出口市场仍然存在。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产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很难逆转。但在装备制造领域,笔者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的制造中心至少在30年内是无法改变的,中国技术人才及技术工人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是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找得到的。未来,发展中国家及走出经济困境之后的欧美国家对装备与设备的进口需求依然会较高,只是目前全球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仍然掌握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虽然我国装备制造业已具备相当规模,但产品仍以中、低端为主,系统集成和工程成套能力差,例如:发动机技术、传动技术、液压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阀门技术等行业的中国企业向高端领域迈进的步伐正在放缓。中国企业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创新与技术改进直接创造更多的效益,而不仅仅是寻找增量市场。
再次,发展服务业是中国工业化之后的必由之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不仅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而且能够提高居民收入,缓解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资产价格增速的问题。而未来中国的装备制造企业可以寻找发展空间的服务领域应该是服务性制造及产融结合。目前,服务业务已经成为很多国际领先装备制造企业的重要收入和利润来源,卡特彼勒的服务业务占总收入比重超过30%,服务营业利润占总利润比重在50%左右。所以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一方面对普通的售后服务进行整合管理,以服务管理、配套件管理的标准化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还要在成套供货解决方案、项目总承包等业务领域提升竞争力,从而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另外,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也要求装备制造企业参与到缩短信贷渠道,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业务中来。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必然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这是社会资源达到最有效配置的客观要求,而且产融结合也是装备制造型企业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手段。
责任编辑:N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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