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装备制造从美国“再工业化”中学到什么

2013/09/05 09:54光伏太阳能网

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将对我国的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将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意义。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提高先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新兴产业的投入,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以应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带来的挑战。

首先,须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增长要转移到依靠先进制造业的进步上来,要求制造业要加快结构调整并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培育和发展将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装备和服务支持。尽管我国已是一个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一些高端制造装备,如半导体,包括电子信息产业的加工设备、深水海洋和石油装备、百万吨乙烯装置中大型压缩机等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高端自动控制系统如飞机导航仪器仪表,高速列车的刹车系统基本上由国外垄断。因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制造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须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其次,加大科研投入,建立技术创新的推动机制

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之一是强调和重视科技的自主创新和持续创新。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而言,由于其产品和工艺的复杂性,技术研发的周期长,成本高而且风险很大,因此技术结构升级是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核心和主要动因,必须加强我国装备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当前,我国装备制造行业已经陷入了一种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在《我国装备制造业是否能引领世界》的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薄弱,高端装备制造呈现失守困局,尚不具备引领世界装备制造业发展新潮流的能力。目前国内的装备制造业不能生产大型民用飞机、深水海洋石油装备,90%的高档数控机床、95%的高档数控系统、机器人依赖进口,工厂自动控制系统、科学仪器和精密测量仪器对外依存度达70%。可见,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制造业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与美国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并推动未来经济长久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再次,共同加大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扶持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尤其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基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需要培育核心企业,提高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规模生产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需要有选择地重点扶持一些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组建大型装备企业集团,运用各种经济财税立法政策,推动企业并购重组,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形成装备制造业集群。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在基础工艺、基础元器件等方面对大企业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因此,我国需要借鉴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小企业扶持的做法,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与创新,从而促进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

最后,推动产学研合作,建立产业联盟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高度重视政府部门、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并推动化学家、物理学家、材料学家、机械工程师和微生物学家等之间的交流合作。如ARPA-E项目基本上都是采取由2个以上单位合作的方式来实施的,合作单位主要来自大学、企业和国家实验室,合作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产学研三方结合的,有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企业,或企业与国家实验室等合作研发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这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战略研究,探索积极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实质性的产业战略联盟,逐步形成一套国际化、规范化、流程化和市场化的长效机制。

责任编辑: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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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装备工业蓝皮书:四措施应对美“再工业化”

日前,中工联创国际装备制造业研究中心在京发布了《2013装备工业蓝皮书》。蓝皮书认为,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将对我国的工业化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提高先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新兴产业的投入,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以应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带来的挑战。蓝皮书指出,我国需采取四方面措施应对“再工业化”挑战。 首先,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增长要转移到依靠先进制造业的进步上来,要求制造业要加快结构调整并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培育和发展将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装备和服务支持。尽管我国已是一个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一些高端制造装备。因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制造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须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其次,加大科研投入,建立技术创新的推动机制。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之一是强调和重视科技的自主创新和持续创新。当前,我国装备制造行业已经陷入了一种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薄弱,高端装备制造呈现失守困局,尚不具备引领世界装备制造业发展新潮流的能力。目前国内的装备制造业不能生产大型民用飞机、深水海洋石油装备,90%的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依赖进口,工厂自动控制系统、科学仪器和精密测量仪器对外依存度达70%。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制造业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并推动未来经济长久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再次,加大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扶持。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尤其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基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需要培育核心企业,提高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我国政府需要有选择地重点扶持一些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组建大型装备企业集团,运用各种经济财税立法政策,推动企业并购重组,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形成装备制造业集群。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很多中小企业在基础工艺、基础元器件等方面对大企业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最后,推动产学研合作,建立产业联盟。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高度重视政府部门、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并推动化学家、物理学家、材料学家、机械工程师等之间的交流合作。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战略研究,探索积极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实质性的产业战略联盟,逐步形成一套国际化、规范化、流程化和市场化的长效机制。四个层面构筑当今中国企业家精神 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召开EM BA 15年回顾与展望媒体交流会暨“别具一‘格’的企业家精神”圆桌论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冒大卫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不断创新,尊重契约精神,善于把控风险和拥有坚定信仰四个层面。冒大卫指出,当今的中国需要企业家,更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包括四个层面,其核心就是不断创新。“想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而不是简单做一个企业,就必须突破现有模式束缚,从技术的角度讲,要更新换代,从模式的角度讲,要不断推陈出新,从思想的角度来讲,要不断将企业推向文化层面,通过企业的发展,不仅影响自己,还要影响社会进步。”第二,企业家应尊重契约精神,这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至关重要。“企业家是不是遵守市场规律和法则,是不是遵守契约精神,对企业未来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做企业的人如果心中缺乏契约精神,企业永远不会发展壮大。”第三,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善于把控风险,“过于冒险就是赌博,但是不冒险就没有机会,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是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四,企业家需要具备坚定的信仰,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真正的企业家普遍有坚定的信仰,会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断付出和努力,而且这种信仰不会随着社会浮躁的变化而改变。成功的企业家都是那些能够执着的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详细]2013-07-18 08:54

欧美再工业化障碍:成本偏高 既得利益掣肘

欧美“再工业化”虚与实 欧美“再工业化”已经取得的成果,仍然不得不面对成本偏高的现实,以及国内政治既得利益的掣肘……这注定“制造业回归”将是一条坎坷路 如今,史兆威已是哈佛大学商学院专门研究美国制造业生态的教授,但在他担任柯达高管期间,亲眼目睹了美国企业将产业发展机遇拱手让给日本等竞争对手。结果便是,今天几乎美国家家户户使用的都是日本产的数码相机。 “制造业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美国需要复兴制造业,从而为长远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让他忧心的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的制造业一直在走下坡路。 在他与加里·皮萨诺合著的新作《创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制造业逐渐衰落的图景:1950年,制造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7%,占美国就业总量的31%,然而到了2010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降至12%和9%。截至2011年底,美国制造业岗位不到1200万个,而在美国制造业顶峰时期的1979年,这一数字是1960万个,平均下来,大约每年流失逾23万个制造业岗位。 英国制造业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 西北重镇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纺织机器诞生于此,并由此发轫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的纺织中心。但随着纺织业向亚洲等地区转移,曼彻斯特早已不见当年的生产盛况,只留下一个沧桑的老城。 数据显示,过去30年,英国制造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1990年,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还有22%,到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 金融危机的爆发,终于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意识到过于依赖金融业等虚拟经济对国家经济整体造成的危害。 “不需要制造业也可以成为全球创新者的设想‘非常危险’,政府和企业必须尽快摈弃‘去工业化的试验’。”许多有识之士发出了呼吁。 于是“再工业化”开始被提上日程。 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 英国政府自2008年起也多次发布制造业发展战略,成立战略投资基金资助制造业。2011年还确定了制造业五大竞争策略:占据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加快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速度、增加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帮助企业增加对人和技能的投资、占领低碳经济发展先机。2011年1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还专门设立“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师奖”,奖励那些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奖金高达100万英镑。 尽管举措众多,但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欧美制造业复苏必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最终能否真的实现,目前还难有定论。 危机后的反省 “金融市场不仅能给经济增长的巨轮提供润滑剂,而且其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巨轮。”这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名言。在他看来,金融业是美国的独特优势,是美国经济的中枢神经,金融业的发展事关美国经济的福祉。 具有类似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这些人主张鼓励金融创新和非制造业的发展,而无需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产品可以从国外进口,而无需在美国本土生产”。 这一思潮给美国的产业发展和人才流向造成了很大影响:数学天才们不愿去工业研究所而是热衷于华尔街,政策制定者对发展制造业也缺乏重视。这造成了美国向制造业、理工科研究的资源投入不足,也使得美国广大民众对于科技类的知识积累不感兴趣。 “美国幼儿园的老师本人都对科技类知识不熟悉,自然也会避免和孩子们谈及科技类知识。”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克劳斯·克莱因费尔德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不过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开始反省。 “以前,人们通常对制造业有着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制造业是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将产业外包到世界各地。”史兆威谈到,但如今,在很多工厂中,制造业已经能成为一种知识型工作。比如,复杂的精密机械加工,就要求必须能够以在经济上可行的成本,生产出大批量而且质量极高的组件。 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马丁·贝利认为,占美国经济总量不足10%的制造业难以扛起美国经济复苏的大旗,但是制造业的研发占到美国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70%,对于维持美国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布鲁斯·卡茨也认为,制造业是创新的生命线,尽管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是制造业当前雇用了美国35%的工程师,占到美国企业研发总投入的68%,制造业的专利数也占到全美国专利总量的90%。 英国政府似乎也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正从传统制造走向高科技制造,制造业的从业大军也日趋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车间生产和机械操作外,更多的是从事研发、设计、销售、售后服务等配套工作。 “我们的策略是,高价值设计和创新。”英国商业、创新与技术部商业与企业国务大臣普锐斯克曾明确表示。#d1cm#page# 回归的基础 虽然让欧美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但金融危机却使政府认识到忽视制造业发展的危害,制造业也算因祸得福,得到了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国家人力成本上升也给欧美制造业回流带来了机遇。 美国咨询公司AlixPartners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中国工人工资增长了30%,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5%,运费平均上升了5%。 去年,英国纸品生产商Filofax公司将50万套记事本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英国爱丁堡南部的达尔基斯。给出的理由便是:中国工人工资快速上涨,如果将运输成本和交货时间等因素均计算在内,在英国与在中国生产成本的差距已大幅度缩小。 更重要的是,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科研、设计、创新方面的优势使它很有希望在制造业细分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 以汽车业为例,尽管英国多个汽车品牌已经易主他国,但这些汽车的设计和生产仍然在英国进行,并已从传统制造形态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变,例如技术和设计创新。 此外,在节能技术方面,英国汽车业也享有盛名。去年英国新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2.7%至每公里133.1克,为过去10年来最低碳排放水平。在欧洲汽车业普遍萎缩的情况下,英国一枝独秀,新车登记量增长5.3%至204万辆,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再者,英国中小企业数量庞大,不少企业依靠个别专利设计就能在其所属的细分市场上占据庞大市场份额。这些企业或许不像世界500强那样声名鹊起,但是在业内却都是赫赫有名。例如,欧洲最大油气业阀门制造商OliverValves起家之初,就是其创始人设计了一种防泄漏能力极强的阀门,它的第一笔订单来自中国一家合成气炼厂,第二个客户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天然气集团,如今这家私企已走过30个年头。 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芯片设计商ARM控股公司也是一个成功范例。ARM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优秀的商业模式,它本身不生产芯片,而是进行芯片设计,然后将技术知识产权授权半导体公司,后者每生产一个ARM设计的芯片,就要向其缴纳一定的版税。目前全球95%以上的手机以及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子设备都在使用ARM技术。金融危机以来,ARM业绩非减反增,成为伦敦股市上的热门蓝筹股。 专家认为,虽然欧洲普遍出现了制造业衰落的现象,但是从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品牌、具有前瞻性的环保要素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仍然十分强劲,其工业部门获得的附加值也具有全球最高水平。此外,欧盟还掌握着接近50%的全球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这些因素都是欧洲“再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回流假象 制造业回流似乎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数据显示,与2010年1月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阶段性低点的1150万相比,美国制造业在此轮经济复苏期内已经增加了约50万个就业岗位。 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像数据表现的那般乐观。 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上述制造业岗位与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创造的约580万相比,约为9%,这与制造业岗位占美国就业岗位总数9%的比例基本相符,而制造业在此轮经济衰退中大幅裁员226万人,占到制造业总雇员人数的约20%,远超过制造业在美国雇员总数中的比重,因而并不能由此判断美国制造业迎来了“第二春”。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看,美国就业岗位的回流更多是出于成本驱动,而非新产业驱动。因此不少专家认为,岗位回流这可能只是阶段性趋势,尚难成为洪流,因为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工人时薪已经高达约20美元,超过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约两成,因此美国的制造业岗位难以大幅提升。 有业内人士测算,惠而浦在中国的用工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约四分之一。因此,其美国重新设厂的象征意义似乎大于实质意义。而且从已有案例来看,在美国设厂往往是几十人的小规模工厂,大规模的生产依旧是在劳动力更便宜、更具有灵活性的亚洲国家。 “制造业岗位回流不会成为潮水般的趋势,亚洲已经不是当仁不让的唯一选择。”美国制造商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联盟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梅克斯特罗思谈到。 卡茨的观点更加明确,在他看来,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损失的700多万就业岗位很难全部回流美国,预计美国在未来只能增加200万~3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政治障碍 索林德拉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是奥巴马政府首批给予贷款担保的能源企业之一,曾被奥巴马政府称为创造绿色能源就业的“典范”。然而,该公司却在2011年8月底由于经营不善而宣布破产,1100名员工失业。 在2012年大选临近之际,共和党将此事件放大,指责奥巴马政府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仓促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导致纳税人遭受损失。受此牵连,新能源规划、智能电网、后碳时代这些未来经济发展的亮点在美国去年的大选期间都成了政治忌语。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在去年提出进行企业所得税改革,试图将制造业企业的最高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低到25%,以此来吸引制造业岗位回流,但是美国国会至今没有对此进行审议。根据以往的经验,任何重大税收改革势必要与美国两党发生冲突的政府预算等议题挂钩。 “美国目前的这种状况,可能会把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机遇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达雷尔·韦斯特不无担心地表示。 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许多振兴制造业的规划,但大多是指导性的,而非具有行政强制性的计划。 卡茨就评价说,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形成对扶持制造业振兴的全面战略,联邦政府对于制造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执行和制造业有关政策的是商务部、劳工部、能源部等多个联邦政府部门,从而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美国联邦政府应当制定扶持制造业振兴的系统化战略。 本刊记者在弗吉尼亚等州采访时了解到,虽然美国希望能尽快提高清洁能源占全美发电量的比重,而电力企业也在向民众努力推广太阳能电力的入户工作,但进展并不顺利。不仅遭遇到政府补助不足、传统能源具有更大价格优势等瓶颈,而且智能电网建设也遭遇到地方政府不配合的尴尬。 不过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发展计划也与较为重视传统石化能源发展的共和党阵营存在较大冲突。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市长格雷格·菲舍尔指出,由于政治机制使然,当前的美国无法静下心来讨论如何向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工业强国学习,而整天都在忙于解决“财政悬崖”之类自导自演的短期挑战,这使得美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 事实上,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往往需要较长的培育期,美国当前的政治机制并没有给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摸爬滚打的条件。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的国会选举、四年举行一次的总统大选,会使得美国很多议员将注意力都放在超短期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任职时间内为自己连任创造得分点。近几十年来党派观念日益浓厚的华盛顿政治现状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税收等经济议题上分歧明显,而美国几乎所有大型国家工程的预算和税收议题又必须经过国会审批,因而导致效率迟缓,索林德拉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而已。[详细]2013-01-28 11:46

“中国制造”不能贻误再工业化战略机遇期

以3D打印+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美国制造”正在强势回归。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再工业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仅美欧等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全球制造业转移新阵地。面对全球大变局,“中国制造”还能够继续等待吗?多年以来,“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与国际资本、技术相结合曾经创造了全球化红利,也使中国极大受益于全球化红利,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经济模式的代名词。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然而,随着中国要素价值的重估,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中美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当考虑航运成本及诸如隐藏成本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当然,劳动力成本绝对不是构成制造业成本方程的唯一因素。2010年以来,中国电力[2.46 -1.60%]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发展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在沿海城市宁波工业用地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11.15美元,在南京为14.49美元,在上海为17.29美元,在深圳为21美元。全国平均为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相比之下,在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只有1.86美元-7.43美元;在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价格从1.30美元至4.65美元不等。而如果考虑到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将大幅削减美国的制造业成本,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美国制造业正出现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开始进入上升期。对中国而言,挑战还不止于此。目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也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 从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角度看,“供给替代”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但问题是,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供给替代”,我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严重威胁,这将是未来十年内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中国制造不能再次贻误全球再工业化的战略机遇期,全面重振“中国制造”已经刻不容缓。 一是国家应该把“制造强国”作为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全面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发展。二是促进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不断加强智能技术在制造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大力推进产业共性技术发展。三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举措之一就是推动制造业本土化,由制造业外包转向内包。应吸收美国产业空心化前车之鉴,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包企业由制造业成本高的沿海地区向国内中西部制造业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四是当前“中国制造”尚停留在价值链低端环节,附加值率低,全要素生产率低,急需提升价值链,增强价值链竞争力。五是要支持企业“走出去”,并购或参股国外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支持企业全球化竞争力,全球化配置资源。[详细]2013-01-18 09:32

回流浪潮下中国制造的“危”与“机”

在欧洲与美国“再工业化”的浪潮下,制造业开始回流欧美日,中国制造面临空前危机。 这绝非危言耸听。就在2012年年底,苹果首席执行官TimCook表示,苹果将为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出力,计划投资一亿美元将苹果电脑的生产制造带回美国。而在此前,苹果在全球156家主要供应商中有很多中国企业,据称为苹果打工的中国工人多达近40万。同样在2012年,通用电气(GE)开始为制造尖端、低耗能热水器开设一条全新装配生产线,这类工作曾一直由GE中国工厂负责。 这一切,都只是欧美“再工业化”的一个开始。在经历债务危机的惨痛教训之后,欧盟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预计到2020年制造业在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6%升至20%,以实现欧洲再工业化的目标。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之所以能获得连任,一个很大因素就是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波士顿咨询集团最近甚至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 欧美“再工业化”到2020年前都将持续进行,其对中国制造的冲击远不止出口下降这么简单。让我们看一组数据。海关统计显示,2012年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仅仅只有1.5%,其中出口仅仅增长2.9%,经季节调整后11月份出口环比还下降了3.2%。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是欧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和制造业回流的双重压力。 不要小看这种压力,如果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还可以通过经济复苏以弥补,但如果主流是高端制造业的回流,则会对中国制造产生致命的影响,因为这种回流以后是欧美高端制造业的再发展与再腾飞,将拉大与中国制造的差距。以美国为例,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实际上,欧美“再工业化”有如此底气,与上上下下各个层面的科技投入密不可分,即使是经济尚未正式走出低谷的2011年,美国的政府研发预算也达到了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微软2011年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英特尔2011年的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这种形式下,中国制造业怎么去追? 目前,中国制造业也在缓慢复苏,至少数据上的制造业PMI以50.65的数值连续3个月跨过了荣枯线,但我们千万不可大意。在12月的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中,只有农副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11个行业高于50%,在购进价格指数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8个行业低于50%。可以看出,推动中国制造业缓慢复苏的主流是与内需密切相关的产业,这与节日临近与城镇化大力实施有密切关系,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些推动力都不属于高端制造业,很多仍是数量的累积结果。 不难发现,中国制造业正在被逼进一个无路可退却又难以突围的尴尬境地,面对欧美日制造业的再度崛起,我们缺乏技术实力硬拼,而即使是城镇化造成的需求放量,很多也仅仅是简单低级的产品,比如城镇化不可能让纳米技术和3D打印实现需求腾飞。这个时候,需要国家意识来鼓励中国制造业勇于向高端挺进,并以超越欧美的力度加大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扶持;企业则要勇于乘难而上,城镇化的需求放量和与全球竞争的技术研发两手抓,国家与企业必须共克时艰,才能使中国制造业真正实现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详细]2013-01-08 09:34

制造业复兴成美国国策 再工业化瞄准高精尖

聚焦实体经济 “再工业化”瞄准高精尖 制造业复兴已成为美国国策。在这个大选年中,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均大谈“增加就业机会”、“增强美国制造”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所有这些均与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将“再工业化”视为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路径,其背后有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综合因素考量,并先后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纲领性文件。 解决就业、增强“美国制造”在美国大选年中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苹果公司日前宣布将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的举措便格外引人注目。然而,透过政治色彩浓烈的“美国制造”的鼓噪,冷静观察美国“再工业化”内涵,便会看到其实质并非单纯的“制造业回流”或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流水线的低水平原样回迁,而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谋划。简言之,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在于从高、精、尖入手占领21世纪国际制造业战略制高点。美国“再工业化”的领域不断扩展,信息、节能、新能源、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成为拓展前沿。  本报驻美国记者 温 宪 中小企业是重要载体 据德国多个经济研究机构预计,2012年德国全年增长率在0.8%左右。这一数据与过去两年3%、4%的增长率相比有很大落差,然而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欧元区整体出现新一轮衰退,欧债危机令多数欧元区国家叫苦不迭的情况下,德国经济“风景独好”,引来了各国羡慕的眼光。 临近年末,德国各大经济研究机构发布新的经济形势报告,多数认为德国经济还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德国经济“五贤人委员会”(经济专家顾问组)主席沃尔夫冈·弗朗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德国经济忧中有喜,经济增长虽放缓,但能免于陷入经济危机。德国经济较好的发展态势得益于德国政府对劳动市场、企业税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这些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就业,德国的失业率一度下降至20年来最低,且几年来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而所有的这些改革发展措施,都建立在德国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施耐德认为,出口贸易是德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柱,而德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来自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德国近百年来都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国,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德国的大学注重基础性、应用性科研,大学里最热门的专业是工科,而不像美国大学最热门的是金融学专业。德国繁荣的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令美国、南欧国家经济陷入危机困境的金融投资、房地产行业,在德国完全没有形成气候,使德国在债务危机中能幸免灾祸。[详细]2012-12-24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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