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与转移双主题下的中国制造业

中国工业化对资源的高消耗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首先体现在大大抬高了资源价格，相应严重挤压了全世界下游制造业的利润，中国制造业受创最重。

自从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2002年全面启动以来，“中国需求”就一直是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和炒作题材之一，以至于前几年某些国外商品交易所一度不敢让外人看见中国来访者，因为只要中国来访者被人看见，马上就会被炒成“中国即将大手笔买入”，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价格上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产品进口均价年复一年扶摇直上。尽管我们早已跃居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多种初级产品进口量为世界之冠，但经济基本面、初级产品市场定价机制和产业组织结构的特征使得我们在铁矿石、石油等许多大宗商品定价上极为缺乏话语权，几乎是被动地“挨宰”。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来者，我们既不像欧美老牌矿企那样在原料生产国拥有雄厚的殖民主义遗产，也不像日本企业那样早已从70年代起大举参股上游原料企业，从而能够分享原料价格上涨的收益，我们现在不得不承受压力，同时积极稳妥切入上游原料供给环节，寄希望于改善未来后人在这个市场上的地位。

“世界工厂”的众多制造业企业对原料和能源价格上涨感触尤深。许多出口制成品行业已从昔日的“摇钱树”沦为“苦菜花”，利润率从90年代后期的20%~30%跌落到今天的2%~3%，甚至只有1%，即使内销利润率也比这高不了多少；在占全球钢铁产量一大半的中国钢铁行业，2010年中钢协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竟然赶不上三大铁矿石公司中的任何一家，2011年仍然如此。

与此同时，因资源高消耗而引致的大量进口资源也使得我们面临两难处境。应该确认，中国必须大量进口资源，这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源禀赋不佳，国内资源难以长期满足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和国民生活需求。

纺织工业是中国近代制造业起步时的支柱产业，1952年纺织工业总产值94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4%；利税7.2亿元，占全国工业利税的19.3%。新中国完成战后恢复开始全面经济建设以来，尽管因国际环境所限而长期实行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纺织工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仍然取得了长足发展。到1978年，中国纺织工业纤维加工总量已达276万吨，占世界10%，棉布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到2008年，中国纺织工业纤维加工总量已达3500万吨，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纤维加工总量的40%。2010年，中国纱产量达2717万吨，同比增长17.5%，占全世界46%；布产量达800亿米，同比增长6.2%。所谓“衣被天下”，今天名副其实。

“控制钢铁的国家就能立刻控制黄金”——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演说中的这句话曾激励詹姆谢特吉·塔塔（JanmsetjiTata）费尽移山心力，创建了印度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也道破了基础工业的关键意义。基础工业滞后曾长期是制约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短腿，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薄弱环节，令新中国前期领导集体寝食难安，以至于“大跃进”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幕就是全民大炼钢铁。即便如此，1958年6月19日各大区协作会议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目标也不过1100万吨。今天，中国已经是遥遥领先的全球第一钢铁生产大国。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2011年粗钢产量创造6.84亿吨的历史新纪录，超过第2名至第20名产量总和，钢材产量8.83亿吨。其它基本金属产量也屡创新高。2010年，我国原铝产量1577.1万吨，同比增长22.4%，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精炼铜产量458.65万吨，同比增长10.9%，占世界总产量的近25%；进口436万吨，消费当量达894.65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我国生产了全世界一半左右的水泥、平板玻璃和一大半建筑陶瓷，2010年水泥产量18.68亿吨，同比增长15.53%，占世界总产量的60%；玻璃产量6.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0.9%，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建筑陶瓷砖产量从1996年起便位居世界第一。

从沈括《梦溪笔谈》起，中国利用石油历史长达近千年，但现代石油工业引进、建立甚晚，1949年原油产量不过12万吨，炼油产能合计17万吨，以至现代石油产品被称作“洋油”。新中国成立后，从勘探开采到加工的整个石油天然气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困难也没有对其造成多少实际冲击，除1967年一年之外，1949~1979年间我国原油产量年年递增，炼油工业大发展，1960~1971年先后建设了茂名、大庆等七个大型炼油厂，1965年实现原油及石油产品全部自给，随后便成为石油输出国。至此，我国炼油行业产品品种已经从1949年的12种发展到494种，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等工艺和催化剂、添加剂制造等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自从1978年原油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以来，我国已经连续33年原油产量逾亿吨；2008年加工原油3.4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炼油国，并保持这一地位至今，合成氨、化肥、聚氯乙烯、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无机盐、硫酸、黄磷、轮胎、染料、电石、烧碱、纯碱、农药等众多化工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原油产量2.02亿吨，同比增长6.9%；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4%；表观消费量4.39亿吨；乙烯产量1418.9万吨，同比增长31.7%，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

新中国电子工业堪称白手起家，1950年4月28日政务院决定成立电子工业管理局标志着中国电子工业起步，而此时电子工业在国外已有50年历史。改革开放后，电子工业更是突飞猛进。经过60年发展，中国电子工业成就堪称辉煌：2008年电子工业实现销售收入6.3万亿元，是1949年的127万倍，产业规模居国内工业部门首位，跃居全世界最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彩电、程控交换机、计算机、手机、显示器、影碟机、磁性材料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众多家电产品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

机械工业是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中国机械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销量均已跃居世界前列。2010年，中国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2010年中国船舶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占世界总量的41.9%；新接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90%，占世界总量的48.5%；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2009年有较大提升；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7%。

在农、牧、林、渔业资源方面，中国国内已经严重过度开发，造成了深刻的环境危机，必须减少国内开发。90年代起，国家强力推行海洋和长江流域休渔制度、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实际上就表明了这种政策取向，其结果是90年代以来中国林产品进口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木材和纸浆、废纸等纸品，短短几年里就成为进口金额仅次于石油、钢材的大宗进口商品种类，2010年仅纸浆进口就达1445万吨，进口额119.3963亿美元。纸浆大量进口，不仅有利于保护中国的植被，而且直接有利于保护中国的环境。

同时，鉴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在全世界排名要落到第120位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不足美国的1%，而单位耕地面积上分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多倍，是美国的100多倍。必须实施“劳力换土地”的农产品贸易战略，包括以下3个层次内容：

第一个层次是在确保基本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国内大量种植、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满足国内对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需求。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于出口劳动，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等于进口土地；众所周知，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国际分工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合理选择就只能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加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

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的基础上，深化对国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加工，提高其技术含量、质量和增值，赢得更多收入。

第三个层次是主动进口一部分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主要是饲料作物和成品饲料），利用国内劳动力发展养殖业，将其转化为肉类，满足国内需求，以及出口。

在矿产资源方面，我国矿产资源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从铸造国内产业总体竞争力的视角考察资源状况，资源开发成本的国际竞争力比资源拥有量更有意义；也正是从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角度看，我国许多煤炭、石油、金属资源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开发价值。我国跃居世界头号钢材生产大国已有数年，但我国铁矿普遍品位甚低，按照国际标准，富矿仅有海南一处，其含铁量也不过是巴西铁矿的三分之一而已，且储量不大。如果盲目固守资源立足国内的方针，那么，在当今这个高度国际化的钢材市场上，我们的钢铁工业在生产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就要支付高于国际同行的成本，环境成本更难以计算。相比之下，取得海外优质原料和“株守”国内低品位资源，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原料价格高涨，这一点不太明显；待到初级产品市场步入熊市，这一点就会非常突出了。在新世纪以来长达9年多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国内矿产原料产业在高价格、高利润吸引下产能急剧扩张，涉足矿产开发成为国内上市公司包装业绩的常用手段，国内矿产原料品位、区位等方面的不足遭到了忽视，毕竟“等米下锅”嗷嗷待哺的下游厂商还没有条件挑剔这些。但在牛市终结、熊市来临之时，市场地位大大改善的下游厂商必定会“挑肥拣瘦”，优先选择品位更高、供应更方便的进口矿，对国内贫矿弃若敝履。国内原料企业和原料产地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同时，我国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矿产普遍远离经济中心和海路，运输成本高，导致总成本过高。早在80年代中国仍深受外汇缺口掣肘之时，广东就开始花费当时极为宝贵的外汇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煤炭运输能力有限，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成本就往往低于使用山西煤炭成本了。今天，国内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导致国内矿产总成本高于进口矿现象更为突出。2010年全国石油基础储量31.743527亿吨，在8个基础储量过亿吨的省区中，只有河北、辽宁、山东三个沿海省份，其余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新疆五省区均为内陆省份，基础储量最高的两个省区黑龙江（5.451641亿吨）、新疆（5.116347亿吨）距离沿海地区都相当远，新疆尤甚。

不仅如此，进口海外资源还有助于增进我国国家安全。如上文所述，我国国内矿产资源和土地并不丰裕，而我国又是地位稳固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假如在和平时期为了满足海外需求而过多消耗国内稀缺的战略资源，一旦战争爆发，资源进口断绝，国内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而无法满足国内最终需求，那会是什么局面？

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战略，我们还需要保留部分资源的战略蕴藏，和平时期的资源需求更多地依靠进口满足。典型如石油战略储备。我国过去没有战略储备油田或天然气田，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第七章第三节），国家确定将新疆、陕甘宁、川渝、青海四大油气区作为中国的四大战略储备田，并陆续有计划地将某些勘探好或开发好的油田（天然气田）作为战略储备资源封存或减量开采，这一策略将降低国内石油产量和蕴藏量中的可用部分，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和平时期的石油进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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