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与新型城镇化改革探析

詹纯新还以中联重科设在常德市灌溪镇的园区举例说，该产业园2012年实现产值120亿，创造了全镇78.1%的工业总产值和67.4%的税收，带动了当地153家配套企业。灌溪镇居民3.5万人，90%的劳动力实现了当地就业，其中1.2万人成为产业工人，农业小镇也发展成为“中国塔吊第一镇”。

詹纯新一语中的道出自己的观点，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让成熟并且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落户到城镇，带来了新观念，带来了人才，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技术，带来了市场，从而实现“集聚一批企业，形成一片城镇，繁荣一方经济”。

可以说，作为中部省份的湖南，抓住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战略发展机遇，逐步形成了鲜明的产业特点和比较优势，尤其是涌现了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中国铁建重工等众多知名工程机械品牌，产业规模后来者居上，从一个侧面推进了本省的城镇化建设，促使湖南由农业大省快速向工业大省转型，其成功经验值得推广。

然而，在工程机械工业布局上，也有与新型城镇化不搭调的现象。比如定位为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首都北京，近年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失衡现象日益突出。

曾几何时，北京高举起搞新型工业化的大旗，迁走了污染大户首钢，但出于某种考虑，保留了燕山石化，但随后又进来了现代汽车、三一重机等机械企业，开启了摊大饼式发展模式，使得本就难堪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重负的首都雪上加霜。不仅如此，这种势态还呈现扩大趋势，年初，我国规模最大的民营重工企业——三一集团总部又不远千里，从工程机械的沃土长沙迁入首都昌平区，意欲在首都大干一场，开始其第三次创业。

记得在2007年发布的我国首部工业化蓝皮书《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中指出，对于北京是否发展第二产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往往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相同步的历程，如果没有发达的第二产业作为支撑，人们的收入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也会因此缺乏兴盛发达的坚实基础。另一种相反观点则认为，大力发展重工业、制造业，有悖于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功能定位，也大大超出了这个城市有限的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

胜于雄辩的事实证明，首都日益恶化的交通拥堵和空气重度污染状况已经充分地印证了第二种观点的正确论断，第一种观点的昭然谬误，这种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城镇化不要也罢。众所周知，尤其是在住房、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工更是无法融入首都的城市生活，往往导致“被城镇化”，造成城镇化率虚高的假相。

纵观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把总部和工厂设在首都的企业占少数(见附表)。以全球工程机械老大——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为例，她的总部并不在华盛顿，而是在伊利诺州中部的皮奥里亚市，是一个人口不足40万的中型城市，卡特彼勒就是坐镇这里，把事业做到全球称霸业界。或许沾了卡特彼勒的光儿，过去60年来，皮奥里亚市曾经三次上了“全美模范城市”榜(每年选出10个)。因为皮奥里亚市的公园设施，图书馆的设备与使用度，学校教育水平，文艺活动与宗教生活，公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就业机会与人均生活水平，医疗设施水平，环保意识，等等都很不错。

再如，排名第五的德国利勃海尔公司也是欧洲工业的骄傲，在全球16个国家(含德国)设有工厂，其设在德国本土的十多个工厂分布在11个毗邻国境线上的小城镇上，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其在业界的翘楚地位。

而回过头看看我国大都市、大城市的工程机械企业“生活”如何?

始创于1959年的上海彭浦机器厂有限责任公司和始建于1946年的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都曾经是我国工程机械的骨干生产企业，现今分别被济宁的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沙的中联重科远远超越，逐渐被市场边缘化。

1958年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履带式推土机、1993年在国内率先实现销售推土机超万台的天津建筑机械厂，与始建于1905年、以平地机著称业内的鼎盛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前身是鼎盛天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均失去了比较优势。

而首都北京的工程机械产业更是一盘散沙，没有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京城重工、三一重机、福田雷萨、南车时代、北京永茂、北京加隆等企业各自为战。

上述这些大都市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都极为有限，甚至过载，所以这些重工企业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负面效应要大于正面效应，只会给城市的交通添堵、给城市的环保添乱和消耗工业资源及能源。

在工程机械工业的生产环节(包括主机和上游配套件)上，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是生产一线工人，比如铸造、机床操作、组装、热处理、焊接、喷漆等工种。若在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工程机械企业工作，就会比在一线城市工作更容易融入城镇和生活幸福。

其次从工程机械工业的流通和应用环节上，要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跟大众商品一样，工程机械从制造商到终端用户的手中也需要一个流通渠道。目前，工程机械的销售模式已经从自营销售走向代理制或者二者兼顾，对于流向市场量大面广的机种基本是采用代理制。代理制可充分发挥目标市场的本地人力资源优势，代理商成为协助制造商开发市场和管理市场的战略合作伙伴。

现阶段，颇具规模实力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一般都拥有比较完善的国内外营销网络，而代理商便是其营销网络中重要的棋子。代理商在招募销售员时也会城乡统筹，尤其是对那些来自农村的公关能力强、能吃苦、对报酬要求相对不高的销售员更加青睐。

工程机械的应用环节作为产业的终端市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潜力更是不可忽视。随着工程施工企业的设备采购管理观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租赁业的蓬勃发展，工程机械(特别是通用型的)的消费主体逐渐从施工方和官方业主方向个体户和私营业主转变，从而为农民创业或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被业内誉为“挖掘机之都”的江西广丰县，就是一个靠工程机械租赁形成地方产业特色的鲜活实例。

广丰县总人口82.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3万人。广丰县并不产挖掘机，而是靠用挖掘机而获得的“挖掘机之都”大号的。该县挖掘机保有量高峰时约6万台，占全国的的十分之一，全省的80%以上，从业人数逾10万人，年租赁收入达100亿元。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丰县五都镇花棚村一位叫项达昌的村民，在外打工时看到了挖掘机施工有相当的创业前景，就与村里人合伙买了第一台二手挖掘机，同时带了一帮家乡人到上海开始承揽土石方工程，由此掘得了广丰挖掘机劳务创业史上“第一桶金”。此示范效应非同小可，竟为广丰开辟了一条致富道路，而发家致富的农民也有条件融入城镇生活。

虽然广丰县只是个案，但实际上，近些年来工程机械的终端市场的确分流了不少农村劳动力，且不论以投资赚钱为目的的个体车主和私营租赁企业老板，单以打工为目的的工程机械操作手而言，就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不算出口的销量，现在工程机械主要机种的国内销量每年就达数十万台之巨，按照每台配备一名操作手计算，就会解决数十万个就业机会，这其中当然会包括一定数量的农民子弟。

对于人口数量占世界第一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着实是一项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社会工程，如何能实现“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确是对执政党和政府一大考验。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相信可以预见的中国未来城镇化，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和“两型”社会的引导下，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呆板蹩脚“城市化”，而是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功能齐全、凸显人性化的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和宜居美丽城市。

责任编辑：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