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如何担起抵御“全球经济减速”重任
城有城的魅,乡有乡的美。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优化”,我们要的是美丽的、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城镇,以及美丽的、生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乡村。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了不少关于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决策思路,其中提到: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一指导理念的明确与强调,折射出重大战略性色彩。
之所以将城镇化提到这样的高度,必须看到“全球经济减速”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中国经济欲实现“逆周期”运行,只能激发“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以此来部分取代不断萎缩的国际市场。而由于政府投资拉动往往留下后遗症,故而,消费的作用凸显。
但我们必须正视,近些年,最终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以何种方式有效激发国民消费力,我们面临同样考验。道理上看,出路无非几点,其一,减负。通过健全社会保障网络,免除“存钱防老”、“存钱防病”的国人消费的后顾之忧。其二,增收。这就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居民收入翻一番”惹人瞩目的原因。当然,有必要打预防针的是,这种居民收入的倍增,必须是实际购买力的增加,而不是名义财富、账面数字的增加。其三,尽快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以往汽车和房地产对消费的带动性很强,现在这两方面都遭遇了一些问题,新的消费增长点在哪里?
“城镇化”看来已成为答案。前不久,综合各种信息,人们预测中国经济下一步布局中,城镇化将成为新的内需发动机。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印证了这一预测。
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无需赘言。从终极目标而言,城镇化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增进国民福祉,而从现实效果和中短期诉求而言,则在于“创造需求”、激发消费,应对“全球经济减速”——据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增加1万多元,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
然而也必须看到,近30多年来,尽管我国的城市化率,按现有统计口径已达51.3%,但现有路径留下诸多教训,必须自我修正。有目共睹的莫过于:其一,低成本的强力推进。部分地方出于政绩考虑,赶农民上楼,失去土地的农民搬进楼房却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二,城市病的重蹈覆辙。一些新发展起来的城镇,规划滞后、废弃物和污水处理能力滞后、基础设施滞后,城市造血功能不健全。无疑,这样的城镇化不仅不能激发“新市民”消费力,长远看反而无益于“新市民”就业居住,挫伤其消费力。
因此,城镇化同样要讲究“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唯如此方能真正成为内需发动机。比如,以人为本。城镇化的落脚点是要让“新市民”实际购买力提高、享受的公共服务更齐全。又如,循序渐进。不拖沓也不冒进,对城市病未雨绸缪,防范“逆城市化”。又如,因地制宜。对适于城镇化的区域大力引导,对城镇化条件暂不成熟、更适于“乡村优化”的区域予以保留和扶持。广州在未来发展蓝图中,将“美丽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市化进程,一方面继续优化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农村的特色发展、生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城有城的魅,乡有乡的美。城镇化切忌大干快上、千“城”一面。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优化”,我们要的是美丽的、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城镇,以及美丽的、生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乡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
责任编辑: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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