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呐喊:重启改革盲目保增长不可持续

2012/09/20 09:36华夏时报

无需置疑,目前全球的金融体系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而中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中国早已不是一个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的孤岛,而是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强调说,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中国到底处在什么地位,跟国际金融体系融合的程度要消除哪些障碍,用些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能够得益,把冲击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是我们今后很重要的任务。

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而目前经济放缓,各地连忙腾挪,试图将失速的经济重新搬回高增长的列车,无奈刺激政策仍在大规模投资老路上兜兜转转。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上报的投资规划规模已有17万亿。

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可长治久安,也正因如此,重启改革的观点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重建金融体系

尽管路径、机制不同,但国内外金融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却是殊途同归。

在9月16日的国际金融论坛上,吴敬琏分析,这次金融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但美国的情况相对乐观。从美国微观经济来看,复苏的过程正在加快,特别是由于美国的技术创新的活跃和其所谓的页岩气革命,可将能源成本降低并重组本国的能源供应,使得美国再现历次危机后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重现的迹象,但是在宏观经济方面,特别是财政状况和再一次量化宽松造成的货币供应的状况,在其看似乐观的发展前景中添加了不确定性。但欧洲却没有那么幸运。危机仍在持续,远没有见底,欧元体系能否维持还无法确定。

吴敬琏认为,目前更加深刻的问题,是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所造成的储蓄投资缺口、货币超发和流动性的泛滥。而美国的财政问题,尤其是最近又开动了印钞机,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了,才能使得新的金融体系比较健康地运转。

“而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恰恰相反。”他分析说。我们是消费不足,靠投资来驱动增长,但却与西方金融体系最终结果很相似,只不过形成路径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的储蓄减投资有大量的剩余,于是用了出口导向政策,用这部分剩余填补发达国家储蓄投资的缺口,但是表现是一样的,同样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显而易见,我们与西方国家一样,同样需要重建金融体系,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问题的不确定性,我国相对幸运些,因为改革的动能正在增大,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大。

改革重启

吴敬琏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问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银行系统与金融系统一一与国际接轨,机构的设置、市场的运营方式,都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改变,旧体系的许多东西在我们的金融体系里仍然有很陈旧的影响,如证券市场刚一建立,就提出证券市场要为国家服务,把攫取型的体制叠加在市场体系上,造成了现在的种种问题。

这种发展方式却支撑起了很高的增长率,但吴敬琏却认为,长期而言后果却是非常严重,因为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加上改革带来的所谓制度红利使得中国在前三十年的增长速度非常高,这种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认为如果保持老体制的某些优点,再加上市场经济的某些优点,就能够形成一个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也是世界最优的发展模式,这种影响越来越强、越来越大。

在金融体系上,最重要的扭曲跟证券市场是一样的,就是保证能够抽取更多资源来完成国家的目标,这种做法现在的影响仍然很强烈,但是各种弊端现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吴敬琏指出,怎么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就出现了很不同的思路,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经济出现了明显下行的时候就有两种很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经济中各种矛盾的暴露正好是过去的发展方式和旧体制的遗产所造成的,国家大量的干预,用国家用政府投资或者用国家银行的贷款来支撑增长速度,另外一种判断就说这是因为市场自发性造成的,现在对付经济下行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应用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动员各种资源大量投入。

“最近我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所用的解决方法仍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吴敬琏分析说,去年主要的办法是引进央企,但口惠而实不至。今年的做法是许多省都自己作出了规划,目前各地报来的投资规划规模约有17万亿。若继续沿着原来的路往前走,钱从哪里来就是很大问题,金融体系又会被作为一个主要路径。

他继续分析说,另外一方面,这套做法的消极后果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是两个样板,一个样板是高速铁路,另外一个样板是个别省的超高速增长。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用主要资源来建设高铁,高铁是客运,这是资源的误配。而个别省级地区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而今年上半年的投资率竟是本地生产总值的120%,显然不可持续。

争论并非是坏事,也形成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继续改革的共识正在逐渐加强。

他指出,“从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给十八大定调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他表示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十八大有了更高的期望,我们希望能够重写1992年、1993年的辉煌。”

责任编辑:Anny

文章关键字金融改革 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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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中央:深化金融改革 夯实实体经济基石

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出现的发展动力下降、产业升级较慢、部分资金转入投机市场等现象,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就带来了一份名为“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提案。提案认为,在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这对于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一是要素市场全面紧张。 局部地区出现用工荒、用地荒、用电荒、用钱荒、用水荒和用煤荒现象,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以浙江省来说,台州市67.2%的企业资金紧张,29.5%的小微企业用工短缺;宁波市三分之二的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二是企业综合成本攀升。 原材料、用工、税负成本增加,融资成本上升。难以承受的经营和融资成本迫使一些企业从实体经济抽逃资金。三是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外部市场萎缩,企业信心减退,发展速度和投资明显回落。四是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企业对转型升级力不从心,甚至将资金转向房地产、矿产等短平快项目。温州市2011年“百强民营企业”中,38%的民营企业直接或间接涉足房地产,出现“大企业开发房地产”、“小企业炒房地产”现象。五是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以温州市为例,2012年2月末其银行不良贷款率已达1.74%,比2011年6月末飙涨3.7倍。六是实体经济效益下滑。制造业利润下降,部分企业亏损,出口增幅回落。民建中央建议:一要牢牢把握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大方向。 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大对重点在建工程、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建立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收费制度,完善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二要努力营造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金融环境。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防止信贷和货币政策大起大落、资金供求失衡;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当缩小存贷款利差,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使金融还利于实体经济;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充分考虑中小微企业承受能力。三要大力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放宽金融准入门槛,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通过适度竞争,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按照“国有主导,大、中、小共生”原则,大力发展民营小型金融机构;在大银行设立专项中小微企业信贷规模,借鉴国外社区银行的成功经验,建立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专业银行。四要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建设。 规范市场准入,对相关金融主体的资质、设立条件、注册资本等做出严格规定;规范经营行为,严格规定相关自然人和法人机构的经营地域、市场定位、业务范围、经营规模、资金投向等;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关法人机构对存款人或者其它客户造成损失的,要依据损失的不同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建立银行业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积极性。 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加强对地方的分类指导,设立若干省级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积极稳妥推进全国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金融改革创新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应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改善金融服务,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地方资本市场;在坚持现有金融监管体制情况下,对法人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放款人实施金融监管,建立金融预警通报和会商制度机制,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详细]2013-03-06 09:41

天津支持滨海新区建设国家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2月25日,天津召开进一步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动员大会,并出台十条措施,继续举全市之力高水平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加快建设北方对外开放门户、高水平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型新城区,支持滨海新区建设国家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据介绍,这十条措施分别是:加快东疆保税港区建设,支持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加快于家堡金融区开发,支持新区建设国家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以滨海高新区为基础,支持新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支持新区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支持新区建立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交通发展资金,支持完善“双城”间便捷高效交通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支持新区加快发展社会事业;落实“新区的事新区办”工作机制,支持新区行使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修订《天津滨海新区条例》,支持新区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支持新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天津将推动于家堡金融区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尽快建成一期工程起步区。支持和帮助金融区开展高水平招商引资,聚集更多高端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制定实施鼓励政策,吸引国内外各类创新型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向金融区聚集,促进天津现有创新型市场向金融区转移。制定实施金融改革创新第二个专项方案,实行金融政策聚焦,支持发展产业金融、融资租赁、股权基金、资金结算、商业保理、离岸金融等业务,开展动产权属登记试点,实施亚太经合组织首个低碳城市计划,逐步把于家堡金融区建设成为国家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天津还将全面落实《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推进东疆港区整体开发,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有效整合,支持开展国际船舶登记、航运税收、航运金融、租赁业务等试点,推进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提升离岸金融服务等功能,逐步建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港区。[详细]2013-02-27 09:49

金融改革或将坚持总体设计和自上而下方式

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国际金融论坛(IFF)2012年全球年会并就中国金融改革问题发表了演讲。周小川表示,在中国金融改革实践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金融改革是个允许“试错”、自我学习和取得经验、不断修正的过程。未来改革可能仍会继续坚持总体设计、自上而下这种方式,同时也会继续鼓励创新、鼓励地方改革发挥积极性,允许试点,积累经验,并将好经验逐渐推广。 周小川介绍说,目前各地自下而上要求改革的积极性很高,有些城市、有些机构要求进行改革试点,希望批准综合改革试点,希望多要一点政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地感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巩固经济发展,巩固创新。 周小川指出,在中国金融改革实践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如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汇率改革、应对金融危机改革等,都是由中央决策,自上而下部署的。 周小川说,就中国整个改革策略来看,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其中包括金融改革,“大概两年前,我曾经讲过要关注自下而上的改革,以便对整个改革有一个更全局性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多数人都认为金融改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流动性很强。无论是对局部地区,还是对金融产品进行改革,其改革的外溢性都很强,很难限定在一个范围内。另外,也会产生不公平竞争和政策套利等问题。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在统一部署有困难的情况下,把这两者优缺点进行平衡,有时候还是选择允许一部分地方试点,去积累一些经验,通过经验再去说服大家。 演讲中,周小川详细梳理了近年来我国自下而上的一些改革试点和进展情况,其中包括上海市为谋求金融市场国际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试点;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深圳前海对外开放和开展粤港澳金融合作试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现代服务和金融改革创新的试点;重庆力求建成内陆的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试点;以海峡西岸和平潭地区为主创建金融服务中心的试点;长株潭城市群的金融改革试点;新疆地区对外开放的试点;浙江温州以引导民营资本、改进中小企业服务为核心的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福建泉州申请进行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的改革试点;浙江丽水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等。 周小川认为,改革是一种允许“试错”的过程。如果进行试点,但最后做错了,吸取经验教训后,有些东西取消了,有些东西修正了,改革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体量很大的国家,世界上很难给它提供非常成熟的经验。同时,我国还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其次,改革本身影响很大,所以在推进时更加谨慎。因此,对于一个大国,在统一部署改革有困难情况下,有时需要选择允许一部分地方进行试点,积累经验,总结得失。同时,改革还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即便是设计周密的改革,设计方案也可能存在某种缺陷。在试点过程中取得了经验,得到了学习,以后就知道如何更好地去实践。 总之,中国的金融改革实际上是个允许试错、自我学习、取得经验并不断修正的过程。新一届政府会重视改革的总体设计,继续推进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由于中国区域广大、情况复杂,也会继续鼓励创新、鼓励地方发挥改革积极性,允许试点,积累经验,并将好的经验逐渐推广。 在回答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周小川表示,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央行是比较审慎的。最近几年,我国基本上已去除了对其他货币的歧视性对待,也就是说市场参与者具有选择人民币或者其他硬通货的自由权。我们鼓励和推动使用人民币,但作为央行,我们也非常尊重市场参与方,让他们选择使用什么货币来进行结算和清算。实际上,商业银行和贸易企业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内部规划,来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他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就是加快可兑换性。“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规定要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性,目前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放松管制,更好地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协调起来。人民币实现经常账户可兑换性将极大地推动人民币的使用。[详细]2012-11-20 09:24

十二五金融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再破冰

2012年,是落实“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而对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而言,2012年则是其主政央行的第十个年头。 在央行的推动下,2012年,中国金融改革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这种突进的态势,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直以来,利率、汇率这两项改革,被视为金融改革诸多任务中最艰巨、最具基础性意义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在今年均得以大踏步前进: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浮动空间扩大;人民币兑美元交易汇价单日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 2012年,金融改革得以深度推进,有理由相信,接下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久前,一行三会联合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将继续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利率改革突破性尝试 2012年6月7日,停滞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再破坚冰:央行宣布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李稻葵看来,放宽利率浮动空间,尤其是容许存款利率上浮10%,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重启改革进程,意义极为重大。 更出人意料的事,又发生在时隔一个月之后,央行乘胜出击,再次扩大利率市场化成果。7月8日,央行宣布,将贷款基准利率的下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 “这次央行是动真格的了。”在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眼中,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很少有贷款会真的下浮0.7倍,可以说中国贷款利率市场化其实已经接近完成。 而存款利率方面,一直被视为保护银行业的最后一道挡板,也是利率能否得以真正市场化的最核心的标志。本次央行罕见地将存款利率上限放宽至1.1倍,在让商业银行感到丝丝寒意的同时,也让整个金融业看到了利率市场化的曙光。 “存款利率允许上浮至基准利率的1.1倍,是改革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突破性尝试。”国有大行研究人士认为,一直以来,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竞争十分激烈。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可能导致银行恶性竞争、引发风险,因此各国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均以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为标志。 汇改提速 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时隔8年之后再次重启,另一方面,汇率改革今年也进展巨大。 2012年4月14日,央行公告称,将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原先的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这被视为增强汇率弹性,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在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看来,人民银行宣布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上下浮动1%很不容易。“人民银行实际上最近对汇率本身已经很少干预了。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外汇储备波动很少,甚至个别月份是下降的。” 上述浮动范围扩大之后不久,央行又决定,6月起,人民币和日元实现直接交易。简单说,就是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中间价由此前根据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以及美元兑日元汇率套算形成,改为根据直接交易做市商报价形成。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可以减轻对美元的依赖,提高亚洲货币汇率定价的自主性,有利于形成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而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对于中国自身的汇率形成机制而言,或许更为重要。 中国银行发布研究报告称,这意味着以往人民币汇率全部或部分“锚定”美元的汇率定价机制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人民币汇率的“独立性”将得到加强。 改革路径渐明 最近刚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则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指明了更为清晰的路径。 “规划给出了利率市场化的任务和路径。”分析人士表示,规划指出了利率市场化的三大任务:一是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二是发展存贷利率定价替代产品市场;三是建立央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机制。在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上,未来将“按照条件成熟程度,通过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等途径,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 与此同时,金融“十二五”规划也提到,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利率、汇率的改革,金融“十二五”规划并未订立时间表。 对于汇率改革,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建议称,最好的办法是逐步实现汇率自由浮动,进而开放资本项目。而实现汇率自由浮动的路径是,逐步放宽人民币兑美元,乃至兑日元的浮动范围。[详细]2012-10-10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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