掣肘重重 沿海产业“大西迁”恐一厢情愿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从保增长到稳增长时期,产业转移受到负面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时,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就曾拿出一些资金给准备迁移的企业,让他们落户。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企业在沿海比较多,过去一段时间是进行限制的,现在是有一定的支持,就是为了避免“空心化”。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延缓转型和结构调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副院长曹和平表示,延迟空心化实际上是要把在当地不具备优势的行业通过政策补贴存留下来,这和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都属于当前出现的抢制造业趋势。出现这一趋势是因为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都没有出现新技术和新产业群。在过去50年间技术发明周期和经济商业周期结构耦合,可是,到2003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这一耦合出现裂变。在寻找新一代产业群完成之前,将会经历一个调整期。
专家同时指出,政策挽留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企业该搬迁的还是会搬,从承接地看,企业更偏好就近搬迁,甚至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能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尽管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也能产生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大的转移趋势。
数据显示,1990年,东部地区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占比接近60%,到2005年上升至超过72%,但是到2011年已下降至低于60%。相应地,1990年,中西部地区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占比略超40%,到2005年下降至不足28%,但是到2011年已上升至超过40%。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罗云毅认为,从相对转移角度看,东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会关掉一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但同时会新增一些更先进的企业。另外,东部地区内部还有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亟待发展。因此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能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而不是东中西大区域之间。至少“十二五”或更长时间内,不会发生一般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的大规模转移。
企业发达经济区内部的搬迁也遵循就近原则。刘容欣表示,广东为鼓励企业在省内转移,在2008年就出台了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并拿出数百亿资金。但深圳对接的清远、河源等地企业去得并不多,很多企业去了惠州。
王建表示,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就寄希望于通过产业转移来弥补地区差,但最终发现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量很少。企业更关心赚钱,而不在意地区间发展是否平衡。
企业更偏好就近搬迁,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能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尽管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也能产生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大的转移趋势
重塑模式再造增长 创新障碍亟待破除
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形势扑朔迷离,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乐观,但中西部不少地区正在把“十二五”工业部门的发展寄托在产业转移上,纷纷提出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把本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
湖南省商务厅厅长谢建辉表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始进入转型发展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大规模转移的黄金期应该就在最近的三到五年,时间不长,时不我待。当前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各地都在争抓对外开放新机遇。如果不能把握这一机遇,就会出现国际和沿海资本“跨梯度”转移,丧失发展良机。
这一发展思维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还有此前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作为榜样,有学者将这一发展模式归结为东亚模式或者欧洲平原大陆模式。
然而,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正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承接产业转移形势。专家认为,其经济发展应当趟出一条新路,寻找新的增长模式,尤其要重视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罗云毅表示,如果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将“十二五”工业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东部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上是不切实际的。即使确实有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产能或企业,那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东部看来已相对落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连粤北、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都不愿意接受。
“如果中西部把产业进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产业转移上,建立起先进的制造业基地、高科技产业基地可能性不大。”罗云毅认为,中西部地区应争取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投资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制定鼓励承接产业转移政策的同时,把政策重点更多地放在如何帮助中西部地区激励和动员自身的内在潜力上。
曹和平表示,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沿海“五省三市”模式都是“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大进大出”,其“祖师爷”在欧洲大陆,适合这一模式的主要是沿海地区。把整个中国产业经济增长模式想像成欧洲平原大陆模式,不太符合内地的资源禀赋情况;“若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会毁掉自我,也可能酿成中国灾难。”
“瑞士没有海岸线,94%是山区,凭什么瑞士的人均收入比德法意还高呢?原来瑞士走的是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路线。”曹和平说,“瑞士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有意识地和欧洲大陆平原模式区分,选择做精工制造、配方生产、旅游、金融以及达沃斯会议这一类产业,从而和沿海岸线经济区的发展相匹敌。”
“全世界像瑞士这样的不是个案,还有美国的华盛顿、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旧金山、西雅图、迈阿密、奥兰多等,都是"瑞士模式"的好学生。欧洲的一些传统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欧洲平原大陆模式加瑞士模式的现象,如巴黎、伦敦、伯尔尼、柏林等。”曹和平说。
孙久文表示,世界上经济发展的模式多种多样,对模式的选择不能一刀切。各地应当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中西部地区要走出单一模式的思维误区,不能完全模仿东亚模式。
从东部地区的现状看,传统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专家认为,东部地区要寻求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命题,只是东部产业基础更好,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意味着赶超发达国家,走上一条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孙久文说,“外国人想要给的,我们不需要,甚至我们有的比他们要给的还先进,同时我们想要的他们不给。越是在这个时候,自主创新就越重要。”
然而,自主创新面临的现状并不乐观。研究显示,中国有220多种工业品居全球产量第一,但绝大多数产品我国不掌握核心技术。《“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也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发展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严重缺乏,标准体系不健全;投融资体系、市场环境、体制机制政策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专家认为,从政策角度看,应当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氛围、培育创新文化,突破当前创新面临的诸多障碍,尤其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同时,还要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恶意打压,学会在复杂环境下应对外部挑战。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所长郭戎表示,不少地方在沿用招商引资、简单拉动投资总量和GDP等短期的传统手段盲目大干快上,这种做法必然导致一些新兴产业已经出现的低水平扩张现象。中国的定位不能只是新兴产业的“组装大国”。
郭戎还提出,近50年以来围绕新兴产业,发达国家与赶超国家之间明争暗斗相当激烈。这一切源自新兴产业竞争往往与一国传统要素资源的关系较小,而与该国政府、企业之间的战略性互动有较大关系。
“新兴产业上游环节的竞争更为激烈,除贸易政策之外,竞争政策、科技政策、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战略等直接或间接作用决不容忽视。在新兴产业壮大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各种无法预计的阻力:如专利海盗的"洗劫"、资本市场企业板块信誉沽空、由遏制意识带来的其他潜规则等。我国政府行为和企业都必须学会在复杂环境下应对外部挑战。”郭戎说。
中西部应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若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东部则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责任编辑: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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