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求精 中国制造业需要怎样的“工业精神”

“工业精神”之辩析

从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来看，中国并不缺少工业精神。遗憾的是，中国至今没有摆脱“低值廉价”的形象，“中国制造”有规模没有品质，缺乏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和值得骄傲的工业产品。

1、“工业精神”不应是“商业精神”对立面

“工业”和“商业”不是两个对立的词，而是两个不同环节的物质形态。如果说“工业精神”表达是对工业制造过程的正能量的话，那么“商业精神”应该具有类似的含义，提倡“工业精神”的同时不应该摒弃“商业精神”，

“工业精神”与“商业精神”是两个不同的环节的态度，前者是制造过程的思想行为，后者是交易过程中的思想行为，他们不应该被对立起来，“商业精神”不能等同于“不诚信”和“急功近利”，良好的“商业精神”恰恰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的，我们提倡“工业精神”未必一定要以牺牲“商业精神”为代价。

2、“工业精神”不等同“专业化精神”

钟朋荣认为工业精神是工业化分工下的专业精神，“工业化”和“工业”是两个概念，“工业”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表达的是过程，是工业产业占全社会比例的过程，这个过程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的分工。但这叫“专业化精神”或者“分工协作精神”，不能包括所有的“工业精神”的内涵。

专业化和多元化是两种商业模式，可能体现为工业化程度不同，或者规模程度上的差异，但多元化的工业部门不一定就没有“工业精神”。多元化的意义在于协同性，管理和协同是核心。

“中集集团做集装箱、做专用车辆、也做能化装备、海工设备、登机桥，但可能提供这些企业的钢铁、螺钉、油漆等产品的都是同样的供应商，协同组织健康的多元化体系并非以牺牲社会分工为代价。我想，这应是我观察到的中国制造业工业精神的最好体现。”

——郑贤玲经济学博士

中国“工业精神”缘何缺失?

中国“工业精神”缺失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产品品质的源头固然在老板的观念，但形成的过程显然在于人态度和创新精神。

1、 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正视

通过劳动创造价值，产业工人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认为是主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但改革开放后，巨大的产业大军从“主人”变成了“打工仔”和“打工妹”，还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农民工”，这几乎是一个不稳定和暂时性的代名词，“农民”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家庭被“留守”，而他们自身被“漂泊”。“农民工”的职业改变了，但身份却没有改变。“二元化”的结果导致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员工的稳定性和由此带来的产品品质问题，甚至一些经济条件良好的年轻人为了“面子”不愿意做辛苦的制造业。目前，国内制造业工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而且流动性极大，这种没有归宿感的情绪反映到产品上就是品质不稳定。

2、 资源配置失衡，高端人才缺乏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主要形态，在承接了基础工业后他们追求在品质上和制造方式上的超越。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刚好是信息化与金融创新蓬勃发展阶段，信息爆炸、资源垄断、市场失衡，权利阶层享有垄断资源，制造业竞争激烈，制造创造价值不是最好的致富路径，人们追求商业模式和资源、房屋等资产套利值远胜于对产品制造带来的增值，大专院校的高端人才很多都流向了金融、地产等高收入行业和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制造业高端人才相对匮乏。

3、 追求数量胜于质量

中国制造业大部分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并因为巨大的成本优势获得快速成长，“拿来主义”的成长背景造就了中国制造企业注重资本运作胜于技术研发，客观上缺乏对产品悉心研发过程“工业精神”培育阶段。而以GDP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决定企业地位的不是产品品质而是企业规模，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体现在规模的不断扩张上面，分解到工人那里变成需要完成不断增长的“任务”，工作量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就决定了工人对于产品的态度是赶“任务”而不是做到最好。

4、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宝马、奔驰、百达翡丽等世界顶级品牌或者国内的云南白药、茅台、吴裕泰等传统品牌都是坚持产品品质，经过历史锤炼成就的品牌，这些品牌上附着了企业一贯品质精神和标准，先有品质再有品牌。国内企业往往看到的是品牌表面的商业策划，而没有理解品牌的品质内涵，也没有耐心去锤炼品质。就像一个人买一身名牌远比通过读书或修炼提升内涵容易得多。这里就是董明珠、汪中求等人所表达的重商不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