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缘何屡屡受阻？

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频频遭遇阻力。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华为在美投资受阻等成为国内学者和媒体常常引用的几起投资失败的案例。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成功完成的交易，其背后也不乏曲折的经历。联想在2005年收购IBM的PC业务时，美国国会议员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加以阻挠。最后是双方的高管组建的交涉团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拜访和说服了13个美国政府部门，交易才得以完成。这样的投资阻力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欧美企业纷纷减少国际投资、精简和剥离国际资产，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会，有西方媒体将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海外投资形容为“大款遇上大减价”，毫无节制地来了一场疯狂大血拼。但另一方面，地区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加大了投资环境的风险系数，针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更为严格。这尤其反映在美国市场上，2012年10月美国国会认定华为与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限制其进入和发展美国市场，三一集团同样在美国投资受阻，已经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些案例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巨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障碍。

只有找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较大阻力的原因才可能为后来的企业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本文通过对2004年至2012年间35个受阻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受阻的主要原因，并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方法。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受阻六大原因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受阻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六方面。

国外的政治阻力，“国家安全”背后的商业利益与政治博弈

国外的政治阻力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容易遭受的障碍，而“国家安全”则成为惯用的理由。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遇了强烈的政治反弹，美国国会声称优尼科的海底地形测绘技术可能会对中国潜艇有帮助。美国众议院更是以398对15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抗议法案，敦促小布什总统利用CFIUS(在美投资委员会)机制好好审查中海油的投标。尽管有西方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傅成玉按照西方的做法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美国为何担忧”坦陈并购的单纯动机，并承诺优尼科在美国境内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只在美国销售，但最终在压力下撤销投资。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时，五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奥巴马政府，宣称华为收购3Leaf案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CIFUS随即通知华为撤回该项收购。

因为政治因素在海外投资受阻与投资时机有很大关系。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阻当时的环境是中美经贸关系十分紧张，围绕着人民币升值问题美国展开了空前强劲的对华施压，贸易争端日益激烈而针对中国兑现入世承诺的责难更是接二连三。于是中海油的案例充当了导火索，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阵线。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受阻正值美国的中期选举，同时国际上对网络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华为首席营销官余承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在过去受政治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时，华为在北美市场没有抓住宝贵的时间点，如果当时抓住了，华为现在可能已经成为北美的主要供应商。

“国家安全”的担忧、遭遇的政治阻力其实是针对特定国家的。2009年西色国际打算以2600万美元收购美国优金矿业公司(firstgold)51%的股份遭到CFIUS的劝退，理由是优金公司在内华达州的四项资产靠近法伦海军航空站，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敏感性、安全机密性的资产和军事资产。之后美国合作方加拿大人林奇总裁直指不公平，因为在那附近外国采矿公司云集，加拿大的巴里克、澳大利亚的力拓等均有作业，有的比优金公司离军事基地更近。

为了克服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造成的投资受阻，有建议中国企业应当聘请政府游说中介搞定国会议员。事实上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也曾聘请AkinGump游说美国政府试图消除政治敌意。而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时也曾聘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游说。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设备业务时也聘请了苏利文·克伦威尔、世达等几家在电信并购和争取联邦政府批准等敏感国际并购交易上“长袖善舞”的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使得这些投资得以顺利进行。在全球前50大电信运营商中，华为已与45家取得了合作，但就是没能拿下Verizon无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Sprint和T-Mobile四家美国运营商的合同。

“国家安全”的背后很多实际上是商业利益在作祟，是商业竞争政治化的表现。在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来自加州的众议员RichardPombo还提交了法案要对所有中国对美石油公司收购案都至少拖延它120天，但仔细研究此人却发现，与中海油竞标的竞争对手雪佛龙(Chevron)公司的总部就在他的选区。华为在美国投资的种种受阻背后也有美国电信企业阻挠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动作。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时，为了使交易获得批准，消除美国当局对“国家安全”的忧虑，贝恩向美国政府做出了多项让步，包括对3Com公司中主要开发国防安全软件的TippingPoint部门进行分拆，保证华为不会获得敏感的美国技术或美国政府订单，也不具有该公司的运营控制权和最终决策权，但即便如此，交易依然没能完成。同样是电信业务，华为顺利进入欧洲市场则与美国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

还有部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成为东道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2005年五矿收购加拿大诺兰达(Noranda)矿业公司失利，直接原因是由于诺兰达经营业绩的改善使得双方在收购价格上产生分歧，但正是由于当时加拿大国内政治和媒体的反对才使得双方的交易一拖再拖，从而延误了投资机会。这起收购案发生在加拿大政治比较敏感的时期，加拿大出现了二十五年来首个少数联邦政府，执政的自由党在国会的议席不过一半，政府的运作依赖反对党的支持，而政府需要拉拢的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是左翼，奉行经济保护主义，支持国有企业，在历史上就一直反对美国等外资收购加拿大国企，也是此次五矿收购的反对主力。2011年8月，中坤集团决定投资约2亿美元在冰岛开发旅游项目，其中的800万美元购买冰岛一块300平方公里的未开发土地，交易本来已经获得冰岛总统、总理、经济部长和民众的支持，但项目申请在3个月后遭民主党背景的冰岛内务部长的拒绝，成为冰岛党派斗争的牺牲品。正当中坤准备放弃该项目时，冰岛方又同意将上述地块出租给黄怒波，租期99年，双方原定2012年10月签约，结果冰岛方面说要大选，又拖延了下来。

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年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遭遇的政治阻力也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