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9月28日,位于长沙桐梓坡路的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一块水泥坪上,中联重科公司挂牌成立。这家借款50万元创办的企业,身份是院办企业,没引起多少人注意。20年后,中联重科通过实现与市场、资本和国际化“三个对接”,快速发展成为混凝土机械领军企业。
今年,受宏观经济影响,工程机械行业处境维艰,中联重科却依靠科技创新的“底气”,实现销售额和利润“双增长”,成为工程机械行业瑟瑟寒风中的一抹亮色。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确立主体地位
“当时国家提出‘企业是我国科研开发投入主体’,这句话让我深受刺激,坚定了我们走产业化路子的决心。”时任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院长的詹纯新说。
在詹纯新看来,改制是科研院所在市场经济中重新确立主体地位的必由之路,而要重新确立主体地位,就必须让科研院所变成企业。
计划经济时期,长沙建机院是技术归口单位,国内工程机械标准制定、产品研究、技术图纸等由该所提供,别的企业要销售产品,必须来这里来盖章。
1985年,建设部将其下属的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列为科研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科研费用和事业费用被砍到三分之一。不过,实行技术有偿转让,让长沙建机院过了一段好日子。但好景不长,到90年代初技术转让得差不多了,研究院陷入“混日子”。
“我们分析后发现,研究院的症结主要是与市场脱节,研发模式不适应市场需求。”詹纯新说。
改革非常艰难。当时研究院很多人不愿意变成企业,“变企业后,我们和别的企业平起平坐,人家哪会再听我们的话?”人们议论纷纷。
1992年9月,不顾研究院大多数人反对,时任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7名职工借款50万元创立院办企业中联重科。第二年就生产出第一代自主知识产权的混凝土输送泵,颇受市场欢迎,公司当年创产值500万元,实现利税230万元。
这对于只有300万元拨款的研究院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惊喜。
1994年初,中联第一代输送泵故障较多。“如果不顾市场和用户的感受及时改进产品,继续生产有问题产品的话,卖到哪里就会砸到哪里,产品最终会被市场淘汰,企业也会被淘汰。”
他们决定全面停产这款产品,让所有研发人员去做售后服务。接连亏损几个月后,他们推出第二代技术完善的产品,年底实现1100万元净利润。
中联重科走出了破解科技成果与市场脱节的科技体制改革第一步。
“三步走”战略走出科研院所改制之路
在完成将一家纯粹靠行政拨款和国家科研经费生存的研究院所转为市场主体后,中联重科没停止改革步伐。
他们的突破口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多元化。
从1994年开始,中联重科逐步将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所整合划归公司管理,使这些研究所成为公司下属各相应子公司的科研开发中心。
随之而来,企业出现了“既事业又企业”的混合体制,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整合进来的研究院作为传统的科研机构,在人事、分配等体制上存在许多不适应市场的弊端。
“我们反思后认识到,深层次的矛盾在于没有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问题是要改革产权关系结构。用产权关系将国家、研究院和职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詹纯新说。
1997年开始,公司内部实施改制计划,在坚持国有控股基础上,全体职工出资入股。到1999年,中联重科全面完成对中联公司的产权结构改革,将其改制为股份制科技型企业,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随后,中联重科在资本市场披荆斩棘,相继在A股市场和香港H股市场上市融资。2008年中联重科的大股东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在当地工商部门注销,此举彻底告别旧体制。
在中联重科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中,克服体制束缚是核心主线,实施国际化战略是其体制改革的第三步。
2001年,中联重科整体收购英国保路捷公司。2008年并购意大利CIFA公司。今年3月,中联重科又成功发行15亿美元债。
从制定国家标准到制定国际标准
科研院所变成企业,科技创新的“看家本领”不但没丢,反而更加被激活。目前,中联重科每年研发经费投入占年销售收入5%以上,最高时达到7%,能够生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3大类别、66个产品系列,640多个品种的主导产品,是全球产品链最齐备的工程机械企业。
统计显示,科技创新对中联的贡献达60%以上,目前专利申请数量达1600多件。在今年市场秋风萧瑟境况下,“中联重科的产品毛利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主要靠技术创新,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跨国并购让中联重科获得国际最先进的关键技术。收购英国保路捷,填补了非开挖设备在国内生产的空白,将我国在水平非开挖施工领域的技术水平提前至少20年。
中联重科从成立起,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60%,是行业增速的2.5倍。目前公司总资产776亿元,位居全球工程机械企业第7位,全球2000强企业排名776位。
改革之前,长沙建机院每天收入1万元,现在每天收入近3亿元。国有资产从1992年算起,到现在增加778倍。
詹纯新说:“过去,长沙建机院制定国家标准,现在中联重科制定国际标准。起重机标准之前一直由英国制定,今年转移到中联重科,最近我们颁布了两项国际标准。要是没有成功的体制改革,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