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数字化发展的变革之路

数字化将扮演变革、融合和创造三重角色。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总结了“ 十三五” 规划的完成情况，并对“十四五”规划的主旨思想进行了阐述。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建议》在综合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后对下一阶段中国发展指明了道路，国际环境方面，截至年末，全球多数国家尚没有走出疫情阴霾，主要经济体只有我国疫情防控态势良好，抛开疫情因素，新一轮全球竞争大幕拉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依旧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内来看，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改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胜利收官之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了主要的问题，城乡发展速度与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尖端科技被“卡脖子”，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保护压力增加，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继续推进关键环节的改革任重道远。

如此背景下，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 十四五” 规划的总纲。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强调《建议》的核心要义体现在三个“新”，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在这样一个历史交汇、复杂多变的时刻，在变化中找寻那条不变的主线非常重要，笔者认为，这条主线便是坚持科技创新，数字产业作为今天科技创新的排头兵，需受到特别的重视。

实际上，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了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显然，数字化发展是应对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十四五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头戏。数字化将扮演变革、融合和创造三重角色。

变革：实现需求供给有机结合

《建议》指出，形成国内强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2020年1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国家又提出了“注重需求侧改革”，其实这些信号都表明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并不是一个简单刺激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

如何理解数字化对于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意义，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数字化带来了要素的变革，改变了过去以资本、劳动和土地为主的要素投入方式，加入了数据这一特有的生产要素。同时，传统生产要素也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与数据结合形成数字化的生产要素，比如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数字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变革下，一方面，数字技术直接提高资本与劳动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新要素的参与下，要素重新整合排列，形成更有效率的要素投入安排，两相结合带来供给市场效率的提升。更进一步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或将改变过去制度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将改革推动力转为创新驱动，内生驱动。

其次，数字化发展带来需求的变革。数字经济时代，各种新模式新业态的产生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消费过程，提升了人们的消费体验，从而进一步释放了人们的消费热情，以电子商务为首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改变了年轻一代人的生活，电商制造的“购物狂欢节”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指标。数字化对于需求的赋能除了释放存量还有创造增量的作用，数字经济时代边际成本的持续降低给了服务商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可能，而更多个性化需求被满足的同时又催生出更多新的需求，消费心理从盲目的攀比走向理性的求异。从这个角度来看，需求和供给是分不开的两个方面，只有将需求和供给有效的结合才能发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

最后，“双循环”强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数字化的发展也绝不是重内不重外。从数字经济的组成来看，数字贸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疫情期间，也正是靠着诸多跨境电商平台的合作，帮助更好地调动全球的医疗物资。同时，服务贸易占比的逐渐提升也有数字化发展的贡献。据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8-2018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从18379.9亿美元增长到29314.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8%。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服务开始转为数字化的形式。

融合：催生发展新动能

数字化概念本身就有融合的意思，其包含了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的融合、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的融合、数字模式和传统模式融合。而对应于这样的融合模式，需要不断沉淀数字基础设施，形成多方参与治理结构来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

《建议》提出“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这些无一不指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数字产业化自身，能够替代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新的投资刺激点。数据显示，2019年，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达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1%。未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带动数字产业化快速发展。其二是作为企业数字化的基础，帮助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减少数字化转型成本。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构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让中小企业想转、敢转、能转。

数字化发展下的多方参与治理结构对于实现新旧动能的作用同样重要，数字科技的作用不止体现在市场之上，也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向着更高层级迈进。特别的，在推动数据共享以及构建政府办公平台的背景下，多方参与的治理结构逐渐形成，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成为可能，疫情期间政府各部门、国企以及民众之间的有效联动正是这种治理结构升级的体现。多方的参与不仅改变了单方决策的不合理的模式，也让各方社会主体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同时，治理结构的完善也代表着数字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过去我们总将数字化发展归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今天，治理数字化同样要被算在其中，而治理数字化将代替体制变革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助推器。随着治理数字化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趋于模糊，但关系会得以理顺，数字政府的建立将政府的工作更多地隐于台后，加强服务属性，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旧动能的重要保障，而最终转换的工作还是落脚在融合发展之上。数字经济是新科技、新要素参与下的新经济形态，其本身的发展就是新旧的一种转换，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掘新经济形态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十年前叫电子商务，在五年前叫共享单车，在两年前叫短视频，这是一种应用的创新、模式的创新，但同样蕴含着我们的需求和想象。

创造：完善产业体系，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建议》不仅仅是未来五年国家的工作计划指导文件，同时也是我国在重大发展节点承前启后的一个文件，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数字化发展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持续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跟着数字化发展的脚步，构建完善的产业体系，将发展落实到产业体系，落实到实体经济， 真正实现制造强国、科技强国和数字强国。

我们要能够看到发展机遇，正视发展短板，保持发展信心。数字产业是面向未来的产业。首先，我们应从四化入手进行更多的基础性研究，保证在尖端科技方面安全可控，不受制于人。近年来，自由贸易发展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阻碍，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产业链变得愈发重要。我们要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要素融合过程，在数字经济时代，木桶效应更加明显，我们接受分工，但不依赖分工。十四五期间，我们应抛弃无谓的幻想，脚踏实地，充分发挥当前产业数字化带来的发展收益，投入更多的资金在完善产业链条之上，将各行业的供应链优化上升到战略层面。其次，大力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输出转型经验、转型资源，营造全社会共同数字化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人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福利，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上的引领作用。最后，数字经济时代要更重视人才的培养，一方面鼓励培养创新企业家，一方面鼓励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用数字产业的发展反哺数字人才的培养，完善产业链，打下发展的良好基础，提供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盘和林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文章来自中国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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