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国制造产业升级“进入关键时刻”

产业升级，一个听上去很难让人产生具象思维的词，背后却是中国产业的尴尬现状和未来命运。

我们看到了“代工之王”富士康给苹果公司“打工”，但却不知富士康只是赚取了1%的加工费；

我们看到了80%收入来源于利息差的银行业轻松实现20%以上的收益率，但却常常忽略大多数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仅为5%；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出口企业纷纷扩大海外规模，但却发现他们常常因为贸易伙伴所设定的技术壁垒而产生的巨额损失；

我们看到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巨头纷纷通过海外并购等途径提升竞争力，但却常常忽略中国企业的并购依然是在核心配套件方面处于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

我们看到了相关部门为了扭转这些局面相继出台了发展政策，但不可否认，国内企业在产业转型上付出巨大努力的同时，在面对本轮以降低成本为特点的全球化分工日趋细化的环境下并不能出现令自己满意的改变。

于是，中国的企业日渐疏离实业，纷纷进入资源和金融领域，但民营企业在并无优势的前提下不断地被挤出，尤其在金融危机和2010年后，于是，由内而外的，市场再一次发出了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呼声。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看来，“现在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好时期，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个时机，就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继续深入发展，无法支撑实现中国梦。”

近期，由国经中心与中国领先的推动产业升级机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幸福”，600340.SH）联手打造的《中国产业升级报告》（下称《报告》），历时半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不同于一些“只提出现象”的报告，课题组重点对6个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状况、主要问题、影响因素以及思路途径等做了深入探析。

在《报告》形成过程中，国经中心在政策理解、宏观经济分析、全球经验解析等方面的所长，与华夏幸福基业在10多年的产业升级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产业规划能力、产业促进能力充分结合，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最终形成的《报告》，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和实践经验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我们的目标不是喊一些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步骤、分阶段地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措施。”魏建国直言。

中国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

对于中国产业升级的争论由来已久。

最近一轮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产业链开始出现变化。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地区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同时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回流。

在全球产业分工重新洗牌的关键时期，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后，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已经遭遇到诸多瓶颈问题，包括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而相对落后的产业体系已经面临来自较高的要素成本、市场高品质要求、频繁的贸易摩擦等方面的挑战。

在外界看来，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蕴涵新的机遇和挑战。

魏建国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构成都在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重点是提高传统产业的资本效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明确主导产业和政策重点的基础上，《报告》建议，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依托重点工程和项目，强化重大技术装备研发，提高装备制造的科技水平；振兴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的开发、改造和推广应用，提高各行业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强化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化布局，提升产业发展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探索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新模式，突破国际产业垄断并造福中国消费者；提升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使之与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塑造文化品牌为核心，满足各阶层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

升级的底气

在多数人看来，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太多，实现程度不高。甚至有评论认为，支撑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环境还不够。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主任、《中国产业升级报告》课题组组长张永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在现阶段，中国产业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三产比重过低以及产业分布地区不均衡方面。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产业转型面临较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经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坚实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这三大需求既促进了产业升级，同时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支撑。”张永军认为，居民消费比重的提高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促使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合理的产业结构支持，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具有约束作用；同时，合理的消费结构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导向作用，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产业上能够生产消费升级的产品，才能产生实际的消费升级，同时由于消费升级的需要，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此外，张永军表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现效果可从三次产业结构反映出来。201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10.1%，基本与2011年持平；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5.3%，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4.6%，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2012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2%，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2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9.5%，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0.5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在逐步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互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变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报告》认为，“新四化”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有力支撑，而产业升级与技术运用，也正在成为“新四化”顺利实现的基础，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关键

有评论认为，产业升级应该是市场主导，而非政府行政命令式的推进。

张永军坦言，中国产业升级的成败关键就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要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形成产业升级新合力。首先，要加强政府宏观引导，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政府要明确自身定位，科学引导产业升级，把握调控尺度，放松部分管制，为市场、产业发展创造宽松健康的环境。

同时，政府应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为企业、园区发挥主体作用营造良好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使各个主体配合得当，共同推动产业升级。其次，政府应统筹规划，合理扶持产业升级。

值得关注的还有，要尊重企业主体地位，激励产业升级。企业是产业的微观基础，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激发企业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的关键。

此外，要发挥园区集聚效应，带动产业升级。产业园区既是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功能区，也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区。以园区为载体，以骨干企业为依托，引进产业链长、附加值高的项目，发挥园区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形成共性技术研发联盟，已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陈耀研究员在第12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提到市场力量对于产业升级的作用，华夏幸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地方经济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发现产业升级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主动转型转向产业促进，推动产业升级。在园区建设上，协助地方政府共建园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产业促进上，华夏幸福有一支专业的招商团队，为园区招商，在产业载体、产业培育、产业促进、企业融资平台、后期服务上，为入园企业提供非常好的产业发展生态。他们这种产业促进方式值得推广，这是企业参与实体经济重塑再造，是值得借鉴的实践案例。

“产业升级”助推华夏幸福业绩升级

3月27日晚间，《中国产业升级报告》发布方之一、华夏幸福发布2012年年报。得益于公司推动产业升级的良好实践以及产业新城的业务模式，华夏幸福业绩持续稳步增长。

2012年，华夏幸福全年完成销售额211.35亿元，同比增长28.09%。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77亿元，同比增长55.03%；实现营业利润25.18亿元，同比增长43.9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83亿元，同比增长31.34%。2012年度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1.42%，处于行业较高水平。截至2012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55.56亿元，公司持续实现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正。

华夏幸福在产业促进方面的收入也实现了较大提升，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20.13亿元，其中产业发展服务收入为15.46亿元，加上与之相关的业务包括土地整理、园区建设、综合服务等的收入达到36.7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三成。

2012年，华夏幸福业务布局迅速扩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拓展园区5个，成功实现了环北京、环沈阳、环上海三大区域布局。新拓展的5个园区分别位于河北香河、辽宁沈阳苏家屯、江苏无锡、江苏镇江和河北固安新兴产业示范区。截至2012年底，公司投资开发建设的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达到15个。

2012年，华夏幸福投资运营的园区新增签约入园企业45家，新增签约投资额279亿元，较之上年的122亿元，增长128.8%。之所以有这样的增长，是因为2012年以来，该公司贯彻实施招商引资大项目战略，全面推动园区的产业升级和大力提升招商引资项目规模、质量。园区引入中联航、航天科技集团等重量级合作伙伴，招商模式实现新的突破，也为2014—2015年产业发展服务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夏幸福董事会和管理层认为，在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公司“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使命和“打造产业新城，建设幸福城市”的建设理念，符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策根本导向，体现出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要求，并与产业转型升级、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相契合。

首先，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将资源环境约束下产城融合协调发展放在首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理念下，重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入融合的要求下，积极发挥信息化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助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不仅满足“集约、智能、绿色、生态”等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更添加了文化要素和幸福理念，通过“产业促进、城市建设、住宅开发、城市运营”四大业务板块的体系化发展，致力于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最佳实践者。

△对话魏建国秘书长：

“如果丧失升级机会，中国产业将一败涂地”

如何理解中国产业升级已经到了关键时期？

魏建国：当今世界，正掀起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的热潮，这是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力量对比。有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到2017年就能完成结构调整。如果一国长期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治版图上难有一席之地。

从资源环境层面看，如今资源能源、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国占百分之七八十。资源压力较大集中体现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在上升。中国需要大规模消耗能源和资源，这些资源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所以价格变动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很大。同时，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在国际上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趋势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将由中国贡献，届时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再从政治层面看，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被打破，反映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力量此消彼长的新的格局尚在形成之中，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返亚太，这些都使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当前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并非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和重复建立，而是全球性制造业重新布局。其中，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旨在运用手中的尖端技术打造高端核心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务，从而保持竞争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力争建立高起点的新兴制造业，以期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竞争。

所以说，现在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好时期，如果这个机会丧失的话，中国产业将会一败涂地。

政府应当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魏建国：我们认为产业升级有三种发展模式，即：政府引导型、市场引导型，以及政府与市场共同影响型。随着经济发展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产业升级的中后期，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亚洲经济体逐渐暴露出政府干预较强的弊端。

此时，这些经济体也意识到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不利后果。政府开始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变为对经济发挥协调作用，同时允许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与市场开始协调推进产业升级。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在政策引导下，加大发挥市场的力量，实现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最佳融合。

责任编辑：Al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