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李扬:中国真实GDP增速仅5%左右

2012/12/17 10:00 一财网

“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出席“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论坛”时说。

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李扬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伟大奇迹,也是我国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根本保证。

“但是,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与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资源投入和高污染排放。”李扬说,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社会生产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削弱了自然生产力。在人造资本不断增长的同时,加剧了自然资本的损耗。

李扬说,20世纪80~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值虽然有明显好转,大幅降低到4%左右,但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仍仅有5%左右。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李扬认为,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在“稳速增效”中实现经济绿色、循环、低碳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召开,我理解,今后我国经济工作中‘快’字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李扬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据李扬介绍,中国社科院目前已有几个研究小组正在就“稳速”进行测算。李扬说,“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他说,而所谓“增效”,就是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借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稳速增效的核心,就是用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弥补速度下降的缺口,进一步强化财富的积累,提高人民的福祉。

李扬认为,降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则是“增效”的重要环节之一,这要求经济的重心放在创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上,放在对已有产能的绿色化与循环化技术改造升级上,放在发展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产业上。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降低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损失,使国民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循环高效安全的绿色发展轨道上,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实现真实的增长。

排污体系的“费改税”

据记者了解,近期已有多家研究机构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国家发改委所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研究部部长陈文玲日前对记者表示,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衡量方式无法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更不能反映一个地区通过自然保护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应建立一套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区域发展。

测算结果显示,我国高人均GDP地区单位面积二氧化硫、COD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是低人均GDP地区的约3.7倍、4.1倍和2.8倍。这说明单纯的GDP增长是不够的。

“经济发达不等于发展持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焕介绍,该中心开展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从社会和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可持续和绿色转型驱动三个维度来刻画各地绿色经济发展情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接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据环境规划院测算,自2004年以来我国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

“做经济工作,一定要牢记经济学基本道理。”李扬说,不能一讲发展就要求减税、免税、优惠。其实这都是增加成本,不讲效益和质量的做法。

李扬认为,改变传统经济发展的做法,需要在价格形成机制、税收体系、财政金融政策等领域进行全面创新,需要对环境管理手段、资源管理手段、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规制等进行创新,需要对产品准入标准、生产技术体系标准、废弃物排放标准、经济核算标准等进行一系列创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建议,改变现有排污费体系,逐渐将排污费体系引向环境税(包括环境保护税、污染排放税、碳税等)方向,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税收体系,使“绿色税收”成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制度保障。

”政府应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成本纳入考量范围,对资源开采和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张焕说,金融机构应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探索新型金融合作模式,降低绿色产业投资风险,比如将结构性融资应用到绿色产业项目中,通过缩短投资回报周期和降低风险来弥补资金缺口。(作者 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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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你说得对。经过长达30余年高强度的工业化,在传统商业环境下可创造较大利润的工业投资项目已基本被挖掘殆尽;基础设施中的经济基础类设施,即公用事业、公共工程和其他交通部门等,经过2009年以来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有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启动投资引擎,不仅需要找寻新的投资领域,还须创造条件,让这些投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经济参考报:李院长,您觉得目前可以投资的新的领域和项目有哪些?美国为走出危机投资了一些新的产业,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这其中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李扬: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为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进一步加大对这些社会性领域的投资力度,对于拉动消费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可以降低居民的远期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和在初次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改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促进农民工进城定居,充分释放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在所有社会基础设施中,我们应特别关注健康服务业这一新兴产业。该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该产业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占G D P的比例超过17%,成为服务业的主体,其他O E C D国家一般也达到10%左右。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老龄人口不断增多,健康服务业蕴含的投资潜力和空间十分巨大。在北京等地,合格的养老机构的床位已排队到10年后,足见其社会需求之旺盛。 二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力度。这不仅需要我们一般地增加投入来从外部增加更新改造投资,更需要考虑通过加速折旧这种“税式支出”,内在地调动企业自主投资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特别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为避免无形损耗可能带来的损失,更应允许其以更大幅度加速折旧。与基于预计可使用年限的平均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法能更快地摊销应折旧金额,使固定资产的价值在使用期内尽快得到回收和补偿,加快设备投资的现金回流,更有利于刺激企业从事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积极性。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总是将加速折旧作为走出危机的强力措施来采用,借以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三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显然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任务,而且其投资潜力无穷。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特别是以雾霾为代表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频现的形势下,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为切实解决高耗能、高排放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目前,该产业已被国家列入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3年8月,有关部门又发布了加快该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应增长15%以上,到2015年行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这些安排,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扫除了一些障碍。然而,问题在于,在目前的经济架构下,除了少数节能环保产业,绝大多数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成本”,是增长绩效的“扣除”。正因如此,关乎人民生活质量甚至生存环境的产业,在我国始终得不到发展;耗能、污染的产业仍然被很多地方和企业追捧。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修改统计方法,其基本方向,是将这些产业的投入直接统计为国民产出。在这方面,美国业已提供了先例。2013年4月,为促进企业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正式决定调整其G D P统计方法,将“研究与开发”(R & D )直接计为国民产出。这样,连同电影版税(涉及文化产业)的计入,美国的G D P较过去增大3%。这是自1999年将电脑软件纳入G D P统计以来的最大调整。我们以为,为当前与长远计,我们不仅应考虑将R & D计入G D P,更应全面将节能环保、气水治污、生态修复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计入G D P统计范围。考虑到生态环保等业已被计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中,进一步将之计为国民产出,当属顺理成章,且并非难事。 经济参考报:这些投资领域,感觉都并不赚钱,怎么能持续下去? 李扬:以上所列投资领域,确实大都存在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冲破这些瓶颈,我们需要坚决、迅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的战略部署,全面审视并改造上述诸领域的计价、收费、课税体系,使上述领域的投资获得足够、稳定的收入以弥补成本并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助力形成稳定的投资行为。#d1cm#page# 谁来投:让民间资本参与其中 经济参考报“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在一些过去由政府投资的领域,要开放给私人吗? 李扬: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内的主要投资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在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从而成为政府投资的天然领域,私人资本基本无法置身其间。为未来发展计,应尽快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的局面,更多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融资模式,加强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作。 大规模引入私人资本不仅有强烈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性。近几十年来,随着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些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技术性”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这就从技术上为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私人资本开辟了可行空间。 经济参考报:您也说了,这些领域存在着自然垄断型及公共性和外部性,社会资本如何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又如何让社会资本愿意进入? 李扬:首先看自然垄断性。社会资本的进入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实现。首先可采取资本形式进入。自然垄断性不应成为产权独占的依据。即使是具有整合效应的网络基础设施,也可将投资环节与运营环节分开,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经营主体一元化并存的格局。其次也可采取经营权形式的进入。在某些具有网络特征和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和环节,尽管通过“市场内的竞争”方式实现进入难度较大,但通过政府特许经营、委托经营或承包经营等制度安排,仍可确保社会资本通过“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实现有效进入。此外,随着技术创新、市场容量扩大和金融创新,基础设施中某些原来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或环节,其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被逐渐克服,成为能够引入社会资本的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或环节。 在所谓的公共性领域中,由于两类因素的变化,使得社会资本进入不仅具有可能而且具有合理性。一是公共产品属性的变异。随着需求水平的提升和需求弹性的增大,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排除性量化”技术的出现,纯粹公共性产品一直在经历着向非纯粹性或准公共性产品的转变。这为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提供该类产品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二是灵活的制度安排。对于某些商业性不足的准公益性项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公益性环节财政补贴等)改善投资的预期收益,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即使是某些纯粹公共产品以及外部性相当显著的纯公益性项目,也可通过政府采购制度、经营权拍卖、招投标制度以及承包和委托经营等形式,实现(纯粹)经营权方式的社会资本参与。 在理论上,以外部性来排除社会资本进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管理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外部性更难成为拒绝某些类型资本进入的条件。人们认识到,对于某些存在着“消费正外部性”的领域,政府事实上承担的主要是在消费环节上的支付责任,而不是其在生产环节上的供给责任。特别是对于教育、健康服务这类准公共产品而言,完全可以不要求由政府直接生产经营,甚至可以不要求由政府直接投资。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直接“经营”,正是这些领域长期不得发展乃至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域中,政府宜采取服务合同外包或政府采购合同、服务管理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契约型工具,大规模引入社会资本,同时,通过加强监管来保证正外部性发挥。 为了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作用,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逐步实现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竞争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亦属题中应有之义。另外,由于基础设施的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和资本沉淀性强,加上合同的不完备,潜在的投资者往往担心利益被侵占。为有效动员、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确保新进入企业和原有垄断企业(在位企业)之间实现公平竞争,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如何投:消除资金成本及债务依存度过高的体制基础 经济参考报:目前,资金成本高企不下,而据我所知,资金并不短缺,问题究竟在哪里? 李扬: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国家。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内部门总储蓄率(政府、企业和居民户的总和储蓄率)一直攀升,2013年底,甚至超过50%。基于这一事实,中国国内投资的资金约束,并不体现为资金的短缺,而是体现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并因此人为造成资金成本上升和债务依存度过高。因此,所谓解决好“如何投”的问题,主要是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快调整金融结构,以期在总量上切实抑制资金成本上升的趋势,在结构上有效解决债务依存度过高问题。 经济参考报: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堪称乱象丛生。流动性过剩的同时利率高企,金融系统自我服务倾向愈演愈烈等,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扬:这主要归因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 其一,流动性过剩与高利率的怪异组合,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及其变化与货币供给机制关系过于僵硬和直接: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直接导致我国货币供给总量不断扩张;为杜绝“输入型”通胀,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对冲”操作———这固然“冻结”了高达20万亿的基础货币,但也致使市场上可贷资金短缺,导致利率水平攀升。应对这一问题,我们显然需要改变外汇储备由货币当局直接管理并成为我国货币供给变化主导因素的格局。惟其如此,我国的利率方能恢复到与流动性过剩相适应的低水平;货币当局在摆脱了被外汇储备绑架的局面之后,方才有可能自由、独立地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这是一个议之甚久,在2006年曾有所启动,但因种种原因而浅尝辄止的一项重大改革议题,如今,我们必须下决心彻底解决它了。 其二,在多重管制体系下,我国的金融抑制呈不断恶化之势,并进一步导致“创新异化”。金融机构力图避开行政色彩极强且部门间严重分割的金融监管,包括规避信贷额度配给制和限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提供贷款的政策,大规模从事监管套利,便是其主要表现。加之资本金约束、贷存比的流动性约束,使得银行追逐由存贷款利率分割、不同市场监管规则差异所造成的“息差交易”机会大大增加。在货币信贷存量较高且增长迅速的情况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大量资金在金融部门内部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商业银行近两年同业业务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由2010年的8%飙升至2012年的12%,有些股份制银行已超过25%,便是明证。解决此类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摒弃那些非市场化的信贷配给制度、信贷额度控制和贷款投向管制,摒弃早已脱离实际的存贷比管制制度,改用各种监管指标,实行间接管理,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其三,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人为造成大量套利机会,而且,在混业已经在金融产品层面大规模展开的情势下,坚持分业监管将使得我们无法把握信用总量的规模、结构和动态变化,弱化了监管效率。就此而论,尽快改革早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分业监管格局,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四,从资金需求侧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作为重要的融资主体,其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存在,这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最大温床。由于这些融资主体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对资金需求始终处于饥渴状态,其融资规模的扩大,便会推高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对此,应深入推动地方政府和国企改革,硬化它们的预算约束,减少它们对资金的无效占用。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实行的“父爱主义”,使得市场缺乏风险意识,一些金融产品的投资者甚至认为我国不会出现违约风险,或者,即使存在违约风险,也会有银行或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安全保障。广泛存在的“刚性兑付”问题,进一步助长了无风险意识的市场套利行为,加剧了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迅速建立包括存款保险在内的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 经济参考报:我国债务依存度过高,累积了大量风险,长此下去必将极大地危害我国经济,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下手解决这一问题? 李扬: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本质上就有提高债务依存度的倾向。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债务性融资占据90%以上的比例。作为一般规律,随着传统银行系统以外的金融中介活动快速发展和金融脱媒趋势加速,债务性融资比重将逐步下降,股权性融资比重会相应上升。中国的情况则不然。金融的脱媒并没有如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那样,通过资金“从银行中来,到市场上去”,导致直接融资迅速发展,反而,由于其基本路径是“从银行中来,回银行中去”,事实上只是改变了间接融资的路径。通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金融机构表外融资,中国的间接融资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加之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等)发行规模不断上升,中国经济过分依赖负债融资的格局近年来甚至有恶化之势。资本金或所有者权益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过低,加重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也提高了全社会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加剧了风险的积累。我们的测算表明,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杠杆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各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等四大部门)加总的债务总额占G D 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2年的215%。其中,企业部门债务总额占比高达113%,远远超过O ECD国家90%的风险阈值。 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中国金融结构的高杠杆率倾向。改革的方向有四:其一,采取切实措施,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真正落在实处;其二,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机制;其三,鼓励各种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其四,充分发挥类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样的投资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同时,下决心尝试逐步让商业银行拥有投资权利,从根本上消除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体制基础。[详细]2014-07-07 14:18

李扬: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总体而言 非常健康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不断加快。十年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其它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但我们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谈到,在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从今天起到10月12日,记者将刊发学者访谈,回顾总结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望今后改革发展的前景。敬请读者关注。 记者: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但是,近年来,一些外国机构不时以中国的地方债务为由发表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您认为,中国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李扬: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总体而言,非常健康,无论是从横向看还是纵向看,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阶段。按宽口径匡算,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接近70万亿,按窄口径匡算也有20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结果。改革开放30年,从最近的10年看,也就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是发展最快的时期,这十年,我国的资产负债增长很快,但资产净值增长更快。这是我们积累的最可贵的财富。 一个企业,如果是资产净值为正,说明这个企业有价值,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他的主权净资产为正,说明他“锅里有肉”,这个意义非常大,这意味着在世界经济的风吹浪打中,我们可以闲庭信步,从容应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虽然很复杂,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进行调节。这是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你看欧洲有什么手段?除了开会讨论提高债务上限,没有手段。美国有什么手段?除了提高债务上限,就是借钱、发美元,也没有什么手段。希腊,如果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国从大的方面没有问题,国家净资产为正,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就资产负债情况而言,我们有体量这么大的资产,这些资产在谁手里呢?在中央政府和居民手里。谁在负债呢?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在负债。每单个主体资产负债情况还很不平衡。单独看,有些地方政府债务就无法解决,但是考虑到这个地方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那么就总有解决的办法。 再看每一个部门,情况也是不平衡的,有些部门问题十分严重。但也可以在总量中进行调节。举个例子,2004、2005年我国解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问题。在此之前,国有商业银行负债大于资产,可以说,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我国政府将外汇资产投入到国有商业银行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利用对外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去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也就是在总量中进行结构调整。我们要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其它问题也应该沿着这个思路。 记者: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在稳增长的大环境下,许多地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对此有人认为,应该遏制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您认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遏制债务增长和刺激经济孰轻孰重? 李扬:现在我们只看到地方政府借钱,但是忽略了借钱的目的是什么。看问题不能只看这一面而不看那一面。投资包括前景确定的投资和前景不确定的投资,这样,10几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可能会对应几万亿的优良资产。 最近,国务院为了刺激经济,又批复了7000多亿的轻轨项目,融资平台中就包括轨道交通。谈负债问题必定要谈资产,而且要对应起来看。我自己做了一个初步测算,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资产是优良资产,这部分债务没有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资产负债表分析架构来看这些问题的原因。 就负债和资产谈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终肯定要靠改革来解决。当前地方政府仍然具有较强的投资冲动,我们可以有好几个层面的解决思路。首先,应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投资?可不可以由民间来投资?国务院在讲轻轨和地铁发展的时候已经谈到,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如果由民间来投资,借债主体就变为个人,负债就不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转变。 其次,钱从哪里来?用什么方式?现在地方政府,有的依托于城投,有的甚至连城投债也不依托。在我看来,组成一个公司就可以解决问题,把这些事情变为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活动,而不要把它和政府连在一起。而企业资产负债表处置起来就相对容易。 许多人提出要遏制地方投资,为什么要遏制?当前,肯定是刺激经济更为重要。资产负债表架构可以从一个国家最宏观的角度看待整体问题。 中国经济资产负债表30多年来扩张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我们的资产增加非常迅速,这是阶段性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政府主导的体制特点。这个阶段性特点决定了我们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金,但是我国的长期资金不足,所以就需要政府来承担这些责任。地方经济要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任务都要划归在各个城市的管辖范围内。每一个城市都要考虑投资问题,但是他们没钱。如果我们认定这个矛盾还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矛盾,那就必须解决地方和中央的财务关系问题,否则这个问题还将延续下去。事实上,地方政府绕过中央管理筹钱,并非新鲜事。改革开放30年来,先后出现违规的减免税、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这样的事情一直无法解决,主要就是因为这对基本矛盾始终存在,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中央和地方一直在探讨和寻找解决的办法。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在体制上加以解决。 记者:目前,企业负债率很高,2010年,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已逾100%,您如何看待目前企业负债情况? 李扬:从企业负债方面看,现在需要进行约束。分项来看,国企和央企的负债比率非常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金融角度来说,要发展资本市场。中国大量资金都集中在几大银行,而从银行贷款快捷、迅速、简单。但是,简单有简单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负债率高。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负债率过高会有危机。西方发达国家会陷入这种危机,我们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逻辑。 记者:您认为,我国的这种资产正值是否会一直维持下去?我国主权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有哪些? 李扬: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窄口径的净资产正值也就是20万亿,我们一次应对危机就是13万亿,投资4万亿,贷款9万亿。如果这里面再有些损失的话,搞两次也就没了。所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如果我国净资产是负值的话,那世界上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会借钱无门。所幸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净资产正值的大国,这使得我们“锅里有肉”,就有腾挪的空间。如果锅里面没有粮食,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主权资产债务表近期的风险主要是房地产信贷与地方债务,中长期风险则更多地集中在对外资产负债表企业债务与社保欠账上。而这些风险大多都是或有负债风险,而且都与过去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总之,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总体较小,相当长时期内,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详细]2012-09-12 10:23

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 GDP增速为6.6%

2018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完成 (2019年1月21日) [详细]2019-01-23 09:58

中行:预计2016年四季度和全年GDP增速6.7%左右

29日发布最新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总体比较稳定,近期投资、消费和工业生产等指标出现企稳,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但仍处于筑底过程中。预计2016年四季度和全年GDP增速均在6.7%左右,落在政府年初设定的目标区间。 据中国新闻网29日消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当天在北京发布的《2016年四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预计,四季度中国出口继续回暖,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基建投资、新兴产业等领域得到支持,消费、服务业将平稳增长,经济短期趋于稳定。 不过报告也提醒,在去库存、货币增发、预期改变等多种因素推动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升温、房价节节攀升,企业存款活期化、居民财富住房化导致狭义货币(M1)增速远高于广义货币(M2),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研究主管周景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企稳态势能否延续存在三个不确定性:一是工业回升能否持续;二是在去库存和加杠杆之间如何取舍;三是在企业存款活期化和居民财富地产化的背景下,M1和M2增速“剪刀差”是否持续扩大。 中国银行报告建议,当前,宏观政策亟需平衡好稳定增长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关系。走出实体经济低迷、虚拟经济“火热”的窘境,中国的财政政策需要加快支出进度、加大对“补短板”领域的支持;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全面放松,保持中性适度,重在通过与监管政策的配合,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同时根据市场流动性变化,选择合适时机进行对冲式降准。[详细]2016-09-30 10:00

机构预测一季度GDP增速6.7% 经济温和复苏

专家表示,房地产出现比市场预期更早的回暖,对经济企稳回升形成重要支撑。 据悉,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多家机构预测一季度GDP有望温和复苏,增速达6.7%。 北京高华研究报告显示,预计3月份工业增加值环比和同比增速双双上升,得益于强劲的政策支持和烟草生产锐减及春节效应等短期拖累因素的消退。3月份统计局和财新制造业PMI均显著上升,体现了3月份环比增速改善。此外,基建投资提速可能也将推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3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将从1月份-2月份的10.2%升至10.4%。 “值得关注的是,预计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从去年四季度的6.8%放缓至6.7%,隐含的季调后环比折年增幅将从去年四季度的6.4%降至约5.8%。”北京高华证券分析师宋宇表示。 网易相关机构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增速延续下行趋势,但3月份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开始好转,固定资产投资维持平稳;外贸因基数原因大幅回暖;CPI或继续维持高位,PPI降幅收窄;M2增速有回落需求。总体看,经济呈现温和复苏迹象。预计3月份工业增加值为5.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9.9%,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为10.5%。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婧认为,一些因素将有助于经济企稳:一是投资实现“开门红”,投资结构分化明显,新开工项目爆发式增长;二是房地产去库存进程明显加快,销售量价齐升也带动了前端土地和投资开发市场企稳,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出现新变化,PPI降幅收窄,CPI涨幅扩大。中国银行预计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6.7%。 此外,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2016年二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显示,2016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处于“多空博弈”关键阶段,受外需疲弱、去产能、消费放缓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同时投资回升、PPI降幅收窄等因素将有助于经济企稳。预测一季度GDP增长6.6%左右。 “近一年楼市成交活跃,房地产投资出现了比市场预期更早的回暖,这意味着,未来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空间,无疑会对固定资产投资乃至GDP的企稳回升形成重要支撑。”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称。[详细]2016-04-12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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