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转型升级快车道 未来看好新型制造业
国务院于2012年年初正式发布《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目前已进入到必须以转型升级促进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并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综合性中长期规划,也将是“十二五”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行动指南。
转型,即通过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升级,即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
而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无疑将给A股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并引发波澜壮阔的财富再分配行情。
“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转型升级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投资者又该如何在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发现优秀的企业,抓住投资机会?本期圆桌邀请专家作出深度解读。
嘉宾: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企业发展专家委员 金思宇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史炜
上海新泰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桑东亮
产业转型战略
上海证券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近年来传统企业遇到的普遍问题,由此带来的竞争力削弱在所难免。作为传统产业,应当如何应对即将失去的“人口红利”?
桑东亮: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是人口拐点出现的原因,而人口拐点的出现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最直接的证据,是“用工难”在中国的蔓延和制造业人工成本在成本构成中占比的持续提高。
人口红利的消失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是竞争力的下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发达国家制造成本差距的拉近,失去部分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因为这些产业可能因为劳动力成本的考虑将产业转移到本土,比如去年出现的美国制造业回流现象。二是具备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欠发达国家优势凸显,开始蚕食制造业对中国的意向投资并可能引起某些低端产业的转移。
应对的方法其实很明确,就是对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用附加值的提高对冲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金思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的9.27%。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得益于“人口红利”,它所依赖的增长方式是使用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和低的环保成本,来推动大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
但是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发展时期,电价、成品油等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推进,国内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提高,舆论监督不断加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企业单纯的规模扩张空间有限,经济效益不断摊薄。企业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形成的“竞争优势”,非常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或复制,竞争更趋于同质化。国内消费和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对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就拿中央企业来说吧,它们大多分布在传统型产业,虽然在“十一五”期间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总的看来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还比较低,很多企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有待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核心目标,中央企业要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企业发展向内生性、包容性增长和集约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型,不断提高企业效益和发展质量,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强美元策略的机遇
上海证券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汇率波动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产业的经营难度。您如何看待美元指数的长期走势,这种走势对“中国制造”究竟是危还是机?
桑东亮:要预测美国政府未来是否将采取“美元升值策略”,首先要明白美元与执政党之间的这样一种关联:从1985年开始,美元指数从最高的129.5急速下跌,这次美元贬值一直持续到1992年,期间由共和党执政;从1992年到2000年,美元指数总体上涨,并在1995年起强势上涨,期间由民主党执政;从2001年到2008年,美元指数又急速下跌,期间由共和党执政。
这也就是说,在1985年以后,美国两党在执政期间实施了不同的美元策略,共和党实施的美元贬值,民主党实施的是升值。
美国两党为什么实施不同的策略?这是因为共和党代表的是制造业的利益,而民主党代表了金融业的利益——美元贬值有利于出口,复合制造业的利益;美元升值有利于资本流入,这符合金融服务业的利益。
按照这种规律不难理解,美国总统在2009年就任之际,就承担了美元升值的党内使命。不幸的是,奥巴马上任之初就遭遇了几十年难遇的金融危机,而且这次危机始发于美国的金融服务业。为了避免危机恶化,奥巴马不得不暂时牺牲金融业的利益而实施了QE3。
但是奥巴马的美元贬值策略不会一直持续,他还是要为自己的团队谋利益,强势美元政策目前是不难预测的。
金思宇: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从“弱美元策略”转向“强美元策略”,既有政治选举的考虑,更是提振国内经济、维持美元世界最强势货币地位的需要。
我认为,美元指数中长期上涨对中国制造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这不仅有利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而且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贸易。
推进战略性重组
上海证券报:近年来,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直在大力推动行业重组,但是也应该看到,工程机械、钢铁等大部分行业的集中度依然非常低。在您看来,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行业集中度大规模提高?
桑东亮:的确,政府最近几年在行业重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发生在河北和山东的钢铁产业整合,也看到如鞍钢这类的跨地区整合。预计在“十二五”期间,由于行业生态环境的变化,低档汽车制造、挖掘设备、风能和太阳能装备制造,均有出现大规模整合的可能。
金思宇: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战略定位,中央企业正着力继续推动“四个集中”: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
中央企业应当根据它们的战略定位、发展规划和行业领域,突出发展重点,更加注重基础性和引导力,更加注重集中度和控制力,更加注重民生和影响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在产业培育与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导向作用。
比如,在装备制造业方面,应着重提升研发、设计、市场拓展和工程承包等综合配套能力,攻克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将冶金、电力、核电、石化等大型成套设备、机车车辆、数控机床等关键组件制造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积极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形成一批具有系统设计集成、整体解决方案的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实现由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资本、服务输出和工程承包等多种模式的国际化方向转变。
比如,在钢铁行业,应当加快从钢铁产品制造商向钢铁材料服务商转型,发展钢铁生产服务业和钢铁深加工产业。继续实施跨国、跨地区的战略重组,推进国际化经营,建立完善布局合理的钢铁基地格局,初步实现钢铁工业由大而强的转变。
再比如,在电子信息行业,应当积极推进电子信息行业的兼并重组,整合和优化国内资源要素,努力突破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集成光电子器件、新型显示、核心零部件等重点产业中的关键技术。紧紧抓住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和物联网等产业联合发展的机遇,加快由单一产品制造向系统集成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转变。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央企业将坚持“四个集中”,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稳步推进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摒弃过度干预
上海证券报:春节前,国务院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尽管转型升级是个新概念,但是创新、降低单位GDP能耗的口号也曾喊过很长时间,提高利润率更是企业一直以来的追求,但是我国工业却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您认为,制约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主要是什么?这些制约因素应该如何妥善解决?
史炜: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就在制造业。按照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是先开放制造业,后开放商业服务业。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之所以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制造”、“中国落后”、“中国传统”、“中国低附加值”的现状,其实不全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和高速增长使干预主义不断的浸透到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当中。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对本地自认为处在龙头地位的制造业给予的强制性的干预,包括投资、企业运营、规模调整、土地占用。
今天我们在谈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博弈时,把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单独拿出来研究,一个重要的战略就在于中国的自由经济或者说竞争式的市场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点,而这个突破点短期内是不可能在垄断行业当中实现的。只有进一步放开对制造业的管制,包括国有经济体制中的制造业,才可能使制造业在竞争当中选择自身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国际路线,使中国的制造业由传统的工业品加工变为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型制造业产品的加工。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面临一个很大的体制问题,其中,现有的国有垄断型制造业如果再不消除对资源和市场的强权控制,必将使未来中国的制造业继续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如果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看,在金砖四国以及大部分发达国家中,中国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门类是最全的,几乎没有超过中国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规模的就业安排,城市化的步伐,与中国的制造业密不可分。表面上看,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代表落后和粗放,但从长远来看,制造业将是人类永恒的生产与生活的主题。
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完全有可能追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同时,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又使后面的追赶者几乎到了望尘莫及的地步。中国在国际舞台最大的筹码一不是金融,二不是军事,三不是高科技,四不是发达的服务贸易,五不是完善的社会制度,唯一的可以站着说话的,只有中国的制造业。未来十年,中国可以最大可能地发展服务经济,扩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可以全面将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融合、渗透,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但是,所有的努力都要建立在制造业、加工工业的强大上。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的整体升级,这仅仅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的发展新型制造业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在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干预是需要的,国家要通过制定产业门槛、技术门槛、对外合资合作门槛、外资并购门槛,保证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在5-10年间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同时,市场竞争、自由竞争也是推进制造业优存劣汰的必需保障,国家不仅对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制造业的发展上要给予充分竞争的环境,不要轻易干预和救助自我经营不善,技术发展滞后的落后企业。
桑东亮: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是GDP大国,但我们的GDP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因此,目前制约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还是政绩的考核制度以及主管领导的意识和战略眼光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放缓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调整结构的迫切要求,同时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推动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做到这一点,产业升级就能加速推进。
最大优势:新型制造业
上海证券报:在过去的几年里,三一重工等很多传统产业的优秀代表为投资人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传统产业是否还有投资机会?我们该用什么思路选择传统产业的投资机会?您看好什么行业?
史炜:我们要明确和清醒地认识一点,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优势不是来自军力、高科技,而是来自于新型制造业。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特别是中小企业转型情况看,我认为3-5年内,中国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最具突破力的是机械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这两个产业,一是企业庞大,数量和分布密集,产业等级落后,生产能力与技术供给脱节;二是可选择的投融资渠道没有打开。这两个产业的突破,可以带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跟进,并对企业技术改造、投入、升级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产业的提高,足以使中国工业出口的主动权显著提高。
美国今天的制造业仍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有人说美国的优势靠的是服务贸易,占有GDP约80%的服务贸易才是美国领先地位的保证。这种说法明显存在缺陷。无论今天还是未来,再发达的金融业和服务贸易,都是靠强大的制造业做基础。二次大战后,美国在高端装备机械、新型材料、大型动力设备、高度精细制造等产业领域,不但长期占据全球50%以上的市场,而且在1980-1990年的结构转型中,仍确保了现代制造业的规模和技术等级在全球第一的位置。
中国要推进金融服务业和其他服务贸易的快速扩张,就必须举国力来推进制造业和加工工业的技术进步。在这一点上,彻底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待遇,鼓励民营企业主动创新和引进技术,是消除机械工业简单地“以数量换市场”的关键。目前沿海具有一批规模大,技术领先的民营机械制造企业,但是在信贷政策上仍显支持不足。他们虽然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但在信贷资本的使用方面却受到比国有企业多许多的限制和障碍。例如华为(微博)曾经获得国家100亿的贷款信用额度,但仅仅使用了1个亿后,就因附加条件太多而不得不放弃使用。
我国的机械制造业之所以庞大而质量不高,除了重大项目被国企垄断外,最重要的是村村点火,处处点灯,产业布局散乱,产业分工无序。各地恶性竞争,品种高度重复,产业链上下断裂,价值链多被产业链的脱节而破坏。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产业链即是产品按上下游各环节的分工,也是价值分解和价值分工的前提,产业链不清晰,价值就会外流,而产品链是同行业内产品的上下游分工,可降低同一产业链内的资源消耗和实现互补。
再来看食品工业的机会与挑战。从发展机会来看:资源优势、农产品深加工、高附加值生产方式、庞大的市场需求、新渠道的拓展、人类必需的消费等,均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产品大国创造了发展现代食品深加工的机会。从挑战看:安全管制、价格竞争体制、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是阻碍中国食品工业改变市场混乱、质量良莠不齐的主要障碍。
从我国食品工业的现状看,不论东北还是中部地区,以本地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工业均具有长远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食品安全的管制时代已经真正启动,投资食品安全技术产业和新型食品加工工业,会获得远超过其他制造业的利润。
食品深加工一是靠新技术、新观念和新的生产手段,二是要注重监管和食品安全。中国有14亿人口,安全和有质量保证的食品,将是一个什么数量级的市场不言而喻。
桑东亮:三一重工这样的制造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点。一是最近十年来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快速扩张,二是企业自身的产业升级。从这两点来看,传统产业不是没有投资机会。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那些在产业升级走在前列的企业,而对那些靠政策红利和人口红利一时扩张的企业应当回避。
由于预期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增长在未来可能呈萎缩趋势,因此我们的关注重点应当在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制造业,比如新能源设备,但不包括风能和太阳能。
责任编辑: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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