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流入步伐趋缓 制造业外资“南逃”

“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南逃’而非‘西进’是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梁国勇分析说，由于工资等制造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作为制造基地（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的竞争力下降。相应地，跨国公司在生产性项目的选址上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或干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例如，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耐克的头号生产基地，但现在已经让位于越南———对美国公司来说，这不是个别现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们希望看到外资能够向西部转移，但近些年来，东西部经济增长趋同的趋势使得中西部一般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接近，使得西部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幅度降低，所以外资就转移到部分东南亚国家。这就是劳工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双重效应带来的产业向外转移替代了产业在国内的区域内转移。”王晋斌对记者分析道。

此外，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还提出，近来房地产领域外资的过快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王晋斌表示，由于劳工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双重压力，中国过去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少，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电价等要素价格改革也推高了成本，制造业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导致了FDI流向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

挑战

利用外资如何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吸收外资政策逐渐成熟，从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到反垄断法，到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再到日前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示，在保持开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利用外资正进入从“量”的剧增到“质”的飞跃的攻坚期。

“即使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仍不可低估。”梁国勇说，在这一量变到质变的攻坚期，如何通过吸引外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制定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政策，“取跨国公司之长，补中国经济之短”。他认为，中国有关部门在制定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各地方的特殊性。在外资审批权限充分下放的同时，应引导各地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独特性的外资政策。地方投资促进工作中应特别强调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效应、细分和品牌策略等。

“首先，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不缺钱，不一定非要利用外资，因此需要改革投资环境，如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改革金融系统效率来配置国内储蓄；其次，对于带有技术含量的外资进入还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王晋斌说，现在我国的外资政策依然带有“促增长、保就业”的特色，比如说审批权的下放等。但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认真反思只要就业、不要利润、不顾资源浪费、扰乱国内市场的外资倾斜政策，要充分研究我们到底缺少什么。因此，即使是审批权下放，也需要有规划，有制度保证外资政策不走过去的路子。

“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因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的趋势已经放缓，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转移。”詹晓宁说，调查显示，中国是跨国企业在未来两年全球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吸收外资的前景将进一步被看好，这也同时得益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地区间产业升级与转移：如东部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和高新产业得到进一步增强，而制造业则加快了向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

王晋斌认为，目前中国还是最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未来吸引外资的因素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透明的制度建设将成为吸引外资的核心因素。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受一些大项目的影响，外资每个月的情况会有所波动。虽然6月单月增速出现放缓，但是FD I增长总体还是平稳的。中国吸引外资整体的背景和环境没有变化，市场仍然巨大，法律环境在进一步完善。从中长期看，中国还会成为吸收外资最主要的东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