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各经济体宏观政策进一步分化

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缓解世界经济失衡需要主要经济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核心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行为的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但是，随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加大。

（一）美国经济结构尚未进行有效调整，私人储蓄率进一步上升空间不大。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从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看，经济刺激计划和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私人消费收缩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应对危机的政策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70.8%，201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依然高达70.6%。另一方面，从美国个人储蓄率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过度消费，资金账户下个人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于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消费处于历史低位。2007年开始，随着次贷危机扩散，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个人储蓄率明显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储蓄率维持在6%左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不大。

（二）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影响。以往的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新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不断扩张和逐利的结果，是全球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中，国际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在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和市场的这种不对称分布，很难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发展中国家较快的经济增长和明显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联合国贸发大会2011年1月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50%流向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国家，2010年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

（三）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各国发展方式和治理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消费拉动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通常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级房贷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次信用和债务危机。美国的过度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不受约束的过度扩张，其结果必然导致消费透支和信用危机。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进行根本性调整，但是信用消费的治理和监管需要加强，信用的扩张必须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对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来启动消费并逐步摆脱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四）汇率政策调整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世界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就发达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演变情况看，日本和德国在历次不平衡中均处于顺差一方，日元和欧元的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有可能带来经济停滞的长期风险。就中美两国的不平衡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和外资企业是导致中国大量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也并没有显著改善各国国际收支的状况。但汇率的急剧调整却可能影响国内其他政策的调整，增大经济的长期不确定风险。

（五）改变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国永远处于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逆差方，其竞争优势使得逆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赤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需要不断增加大量国际货币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在为全球化大量融资的同时，客观上需要保持相应的国际收支逆差，这也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实际财富的净输入国家。过去十年，随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有所下降。这样，美国在为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融资的同时，其国际收支状况必然恶化。因此，如不改变现有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国家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不平衡状况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但是，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面临两难选择

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

世界经济调整缓慢曲折，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有大的作为。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收缩34.2%，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3.9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进一步恶化。近几年，我国成为WTO成员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也频繁利用贸易问题干扰我国的汇率政策。“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环境仍会持续面临挑战。

我国继续面临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干扰。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正常情况下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和外汇储备资产增值三个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40亿美元，创1997年以来的季度新高；其中，贸易顺差6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29亿美元，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185亿美元，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外汇储备资产增加约867亿美元。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中仍有高达376亿美元的流入无法解释，可能主要是由于热钱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90亿美元，再创季度新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产品价格上涨，增大了管理通胀的难度。美元的持续贬值和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继续推升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促使国内相关资源和原材料产品的价格上涨，加大了我国管理通胀的难度。从价格的传导机制看，能源资源类产品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被消耗，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有限；而农产品除了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外，本身就是主要的直接消费品，因此农产品价格同一般物价水平的关联更为密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会拉动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显著增加通胀压力。实际上，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大多来自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

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调整面临两难选择。美元贬值导致很多国家货币竞相贬值，主要经济体纷纷增发货币，而全球流动性难以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经济减速，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通胀压力持续增加的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决策者担心持续加息可能进一步加剧热钱流入，增加国内通胀压力，对国内经济带来冲击，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目前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虽然央行仍有进一步上调准备金率的空间，但过分依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效果不仅有限，而且负面影响也在增大。（作者：王海峰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综合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