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周其仁：不要过早唱衰中国制造业

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令中国制造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具有较高品质的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急。2002年，美国人做了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其中，城市薪资上升更快。据媒体最近的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的雇员的平均年薪为5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比5年前增长77%。

期间，官方政策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增长，也就是考虑到了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之果。2008年，中国修订了《劳动法》；2008－2011年间，中国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加快提升，去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以上；“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从整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大体从开放之初的100倍，收缩为目前的10倍；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甚至3倍，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过的还要快。

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讨论。一方面，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中国人工的加快提高，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关心如下一些问题：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会不会动力减弱；“失速”的中国经济，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有一项报告显示，2000年－201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比美国的2%快了5倍。要注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好比短跑比赛，跑在最前面的固然速度最快，但再加速就难了，而后来者可以加速更快。

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通胀（wage　inflation）”，我个人的看法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使得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在背后，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

如果这个判断对头，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就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看未来，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也使得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但是，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观察过中国农村现状的人都明白，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只要有关政策对头，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真正限制中国工业增长的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每当发达经济体复苏的步子稍稍加快，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问题是，这些接单工业产生的经济能量，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和日本经济的全面复苏。这并不值得奇怪，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欧盟（1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日本（约6万亿美元）都拉起来，实在不现实。如果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力量确实大了很多，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但怎么看还是像小马拉大车。

如何确保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发达经济先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中国、印度则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中国经济而言，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