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大跃进背后 利益博弈资金死结待解

保障房大跃进的背后，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保障房上的基本逻辑，即如何尽可能地在少动用财政资金的约束条件下，盖更多的房子。

当铁道部不得不下令全国高铁降速运营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称住建部)正在创造另一项新纪录。

2011年6月11日，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选定河北省会作为会议地点，重要原因之一是，河北省保障房建设已完成全年计划的7成，比其他省市快了一大截。住建部在这次会议上公布，截至5月底，全国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建设340万套，完成全年计划的34%。

就在各界质疑保障房任务能否如期完成时，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上述会议上表示，“今年的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既是经济任务又是政治任务。各地必须在11月底前全部开工，确保年内基本建成400万套以上。”

随后的两个月里，保障房建设突然提速。短短61天，全国保障房新开工量增长了380万套，平均每天新增建设6万套，日开工量相当于整个北京市半年的商品住宅竣工数量。

2011年8月12日，住建部公布了保障房建设的最新数据：今年1～7月，国内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的开工建设数量为721.8万套，开工率为72%，其中陕西、辽宁两省的开工率甚至超过100%。

至此，从住建设部公布的数据上看，全国范围内的保障房建设可谓“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房挑大头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要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

这一任务量与2010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总套数大致相当。在很多房地产业内人士看来，一年开建1000万套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今年7月5日就在出席某地产论坛时直言，“(完成这个目标)这根本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完成的呢？

从2010年开建580万套保障房，到2011年开建1000万套保障房，保障房建设目标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保障房的范围也一再扩大。

住建部公布的保障房目标中，具有典型保障性的公租房和廉租房，二者合计建设量约为380万套，占总任务量不到4成。此外，近40%的保障房为棚户区拆迁安置房，20%为经适房、限价房。

由此，保障房扩容大幕正式拉开，一些地方在制定保障房建设任务时，也倾向于多建经适房、限价房和棚户区拆迁安置房，以便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

陕西和辽宁，是国内仅有的两个保障房开工率超过100%的省份，但这两个省份的保障房中，相当一部分为拆迁安置房和棚户区改造房。

2011年年初，陕西省与中央签下47.43万套保障房的军令状，建设量位居国内各省市第三，这其中，经适房、限价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占总任务量的6成以上。

辽宁省也把棚户区改造，与保障房建设结合在一起。辽宁省2011年计划改造的国有工矿棚户区超过十万户，改造面积占该省保障房建设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事实上，这些项目在去年就已经确定。

无独有偶，在地方财政相对富足的上海市，挑起保障房建设大梁的，也是为旧城改造而配建的拆迁安置房。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官方网站公布的该局“2011年工作要点”提出，今年，该市计划新建1500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其中，拆迁安置房面积为800万平方米，经适房为500万平米，公租房为200万平方米。由此可见，拆迁安置房占据了该市今年保障房建设半壁江山。

旧区改造历来是推动上海房地产发展的第一推手。今年2月28日，上海市副市长沈骏在该市旧区改造工作会议上透露，“十一五”期间，上海中心城区共拆除二级旧里以下的房屋343万平方米。此间上海房价也一路飞涨，据上海永庆房屋统计，该市一手住宅成交价格从2006的1.2万元/平方米上涨到了2010年的2.2万元/平米房左右，整个“十一五”期间，上海的房价翻了一番。

保障房再扩容

1998年房改之后逐步停止审批的单位自建房，如今也变身为保障房。

今年1月21日，北京市住建委新闻发言人秦海翔表示，该市将鼓励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单位利用自有国有土地建设公租房，鼓励产业园区建设公租房向园区内企业职工出租，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建公租房。

在“三鼓励”政策引导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了亦城名苑、鹿海园四里小区等公租房小区，目前已陆续交付园区企业，分配给单位职工租住；首都师范大学、良乡高教园等高校的自建公租房也即将开工，竣工后均定向租给学校教职工；北京市公安局早在2010年就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请，把二环内宣武区半步桥街44号地作为该单位的公租房建设用地。

山东济南也开始学习北京的做法。在2011年4月27日召开的济南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住房建设工作会议上，济南市市长张建国称，支持驻济中央和省直单位在自有存量土地内按政策、规划及需求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一位接近陕西住建系统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陕西，把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房纳入保障房的做法较为常见。例如，宝鸡石油钢管厂总投资1.2亿元建设的5栋住宅楼及地下车库，被纳入当地的保障房；西安华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占地1公顷的职工宿舍，开工时间尚未确定，也被算作当地廉租房项目；尚未开建的吴堡县廉租房筹建处，其占用的地块也被界定为廉租房用地。

而一些小产权房也有可能借保障房东风，实现合法化，成为保障房大家庭的一部分。

眼下，深圳市似乎试图借建设保障房之机，将农民房重新纳入其管理范围之内。今年4月25日，深圳市查处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例会上，有人提议将部分征收的农民房，纳入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2008年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联合完成的一项全市住宅状况调查显示：深圳农民房约有33万栋，面积超过3亿平方米，占城市住宅总量近一半。

在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郑思齐看来，这些农民房事实上是在政府尚未重视住房保障问题时，市场自发形成的保障房供给。郑思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够对现有的大量“城中村”进行改良，提高其居住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不失为借助市场力量做大保障房蛋糕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