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一定要继续做大做强
让美国感到威胁
“没想到美国人会如此关注中国的国企。”安邦咨询合伙人贺军说。前不久,作为美方在中国访问期间唯一选择的智库,安邦咨询刚刚和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海迪瑞迪科进行过一次深入交流。虽然是一次非正式访问,“但要知道,美国人向来只关心人民币能否升值。”贺军坦言,海迪瑞迪科对中国国企的发展看起来很关心。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初发表的《美国对中国公司发动攻势》一文指出,“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
今年5月,在中美战略对话中,美国政府破天荒地不再拿汇率说事,而是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提高中国国企红利的上缴比例。
有评论指出,国企上缴利润天经地义,可这事由美国向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却显得有些唐突。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年表示,美国希望全球商务领域能够实现“竞争中立”。对此,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直言不讳地指出,“竞争中立”原则主要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凭借政府支持,实力大增,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对美国企业构成巨大挑战”。
“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出大的问题,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成为中国抵御金融危机重要的稳定因素。” 中国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坦言。
而与此相反,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欧美国家的实体经济被投机性的虚拟经济捆绑,国家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失去原动力,因而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对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了威胁。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共有59家中国国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更是位列前十。这59家国企中,当年新增的超过10家,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
尤其是作为国企核心的中央企业,表现出更充分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十一五”期间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虽下降30.8%,但上缴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7%,成为社会事业的支撑力量。
理性助力国企
然而,与国企的贡献相对应的并不是褒奖,公众往往会将国企和垄断暴利、高薪低效、腐败浪费、与民争利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又是国有企业与公众之间日益密切关系的反映;同时,这也是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国内非公有制企业均是市场竞争主体而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反映。
“我们不能否认,国企自身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但用诋毁的言论来形容中国经济的堤坝难免有失公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男坦言。
虽然中国社科院已经连续多年在其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中表示,国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要远远优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但有些声音一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
这样明显的偏见近年来屡见不鲜。对此,有人认为,是时常传出的有关国企的负面消息,给一些人留下了口实。
“问题在于,哪个企业没有些负面新闻呢,为什么总是国企在挨骂?”财政部财科所一位教授认为,“退一步说,如果这些言论真是出于完善国企发展而提出的善意批判和建议,当然也很欢迎。可现在有些人一提到国企,只有诋毁甚至是谩骂,缺乏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乃至连国企的正面消息都不肯承认。”
“国有企业既有市场经济中企业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又有不同于其他一般企业的特殊属性,比如承担的公益责任等。”他感慨道,这使得国企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一些将西方经济理论视为绝对真理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财政部财科所教授坦言,“有的人往往将国企视为市场经济中的‘异类’,偏颇地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残留物,只有彻底‘消灭’国企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有的人眼里,国企发展究竟是好是坏并不重要,只要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陆亚男认为,西方一些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适用。同时,应该注意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在全球推行这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背后的用心。
现实情况是,很多国企不仅跻身世界500强,还通过商品贸易、对外投资、资源收购等方式,开始在境外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美欧等跨国公司的强劲对手,打乱了跨国公司的发展布局和扩张步伐,对其利益最大化构成了直接挑战。
在陆亚男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作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企业变成外部集中攻击的对象“只是时间问题”。
有评论认为,对于目前出现的“倒中国国有企业”的思潮,实质上是以想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目的。
“关键问题决不允许动摇,国企一定要继续做大做强。”卢峰坦言,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就是企业间的竞争。所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既是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要求,也是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