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总裁拉加德：中国需要平衡消费和投资

“IMF份额改革是把新兴市场经济体纳入IMF十大成员国的重要一步，是确保IMF代表世界的重大步骤。我们已经接近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10月11日在IMF与世界银行2012秋季年会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IMF正在为2010年决定的份额改革做最后冲刺。尽管IMF董事会此前承诺将在本次年会前落实这项备受期待的改革，但由于IMF最大股东美国未能将改革决议提交国会批准，改革迟迟未能生效。

对此，拉加德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一些成员国在国内要批准这项改革还比较困难，我们无法在原定期限内完成，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不超过期限太多。”

份额公式重估分歧依然较大

拉加德对本报记者表示，IMF正全力以赴确保份额改革尽快实现：“这样短期内我们就能说‘改革实现，任务完成’”。

2010年12月15日，IMF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批准了关于IMF治理和份额改革的方案，并完成了第14次份额总检查。改革方案将涉及修正IMF协定，并需要占总投票权85%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同意。

IMF份额改革意义深远，尤其对中国而言：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国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994%大幅上升至6.390%，跃身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话语权的显著提升。

另一项关键的改革是对份额公式的重估。

由于上述份额变化是基于现行份额公式不变为前提进行的改革，因此，尽管中国的GDP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GDP权重仅占份额公式的一半，中国并不能立刻成为IMF份额第二大国家。因此，增加份额公式中GDP的权重将有助于增加中国份额。

“这一讨论会持续到2013年1月，目前大家的观点差异还非常大，人们从他们自己的立场来看问题。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会取得进展，让所有成员国获得更好的代表性。”拉加德对本报记者表示。

现行份额公式是包括以下变量的加权平均值：GDP(权重为50%)、开放度(主要是衡量经常项目收支总和)(30%)、经济波动性(经常项目收入和资本净流动的波动度)(15%)，以及国际储备(5%)。这里的GDP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权重为60%)和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权重为40%)的混合变量。公式还包括一个“压缩因子”(0.95)，用来缩小成员国计算份额的离散程度。

根据IMF于10月9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董事会重申GDP应该继续在份额公式中拥有最大权重。其中，“很多”董事呼吁增加GDP权重，“几位”董事仍然偏好只有GDP变量的公式，但有“几位”董事不愿增加GDP权重，尤其是相对开放度这一变量。

按照IMF的计划，对这一公式的全面检查将于2013年1月结束，第15次份额总检查将于2014年1月之前结束。

中国需要平衡消费和投资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放缓，拉加德认为中国应该关注国内市场，平衡投资与消费。

“我们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略微下调。但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推出了一些刺激政策，这是短期内的。在更长期内，中国显然正在将重心转移到国内市场，这正是中国需要做的：重新关注国内市场，平衡投资和消费。中国的消费比例现在还较低。”拉加德对本报记者说。

IMF在10月9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2年和201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调至3.3%和3.6%，比今年7月期的预测分别降低了0.2个和0.3个百分点。同时，IMF也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从7月预测的8.0%和8.5%分别下调至7.8%和8.2%。

拉加德说：“我们预计复苏并不会非常强劲，但复苏还在继续，只是比我们4月预期的更加缓慢。我们现在将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下调至3.3%和3.6%，这不仅影响到了发达国家，现在还产生了涟漪效应，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从《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我们看到，中国、巴西和印度也受到了影响。”

那么，是什么在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拉加德表示：“最大因素是不确定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不确定性很高，阻碍了决策者。”

世界各国需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来抵御这种不确定性？

拉加德认为，首先肯定是欧元区，那里是危机“震中”，需要最紧迫的行动。欧洲央行最近推出了直接货币交易(OMT)，欧元区政府也加强了财政纪律，开始探讨创建单一货币监管体系，甚至走向银行业联盟，这都是喜人进展，但还需要做更多。同时，美国面临着财政悬崖，越到年底这一问题就越严峻。新兴市场也需要特别关注脆弱性问题，包括外部和内部脆弱性。低收入国家则容易受到粮食价格影响，更多人可能重新陷入贫困。“在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采取行动来结束今天这种不确定性。”

为此，她建议未来需要四大政策举动：首先，完成金融改革，包括巴塞尔协议Ⅲ；第二，解决遗留债务问题，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战争时期；第三，支持创造就业的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第四，要直面全球失衡这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还未解决，需要持续努力。因为当增长开始提速，失衡现象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

“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应该是‘正和游戏’。”拉加德说，“我们要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稳定条件，最需要的是合作。”